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CIDEG学术委员会委员隆国强，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学术年会上的发言，经《经济参考报》整理报道，"清华CIDEG”特将内容转载如下：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新阶段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创新、结构升级、效率提升，因此，我们需要思考通过未来开放战略的调整，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从而最终服务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近日在出席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举办的CIDEG 2018学术年会时表示，一个国家在制定对外开放战略时会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怎样服务好国家发展目标；第二，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会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第三，国家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要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方面目标：一是推进我国国际竞争力升级，二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新时代开放战略，须与时俱进进行调整

过去40年，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世界银行评估认为，中国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获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些年，通过总结各国在制定对外开放战略时所依据的基本因素，我们提出了一个三元模型。即一个国家在制定对外开放战略时会综合考虑三个决定性因素：一是怎样服务好国家发展目标；二是当时所处国际环境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三是国家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

归纳起来可以用三句话概况：一是服务大局。对外开放战略如何为国家发展提供足够的服务，关键是利用好外部机遇和外部市场。二是抓住机遇。仔细把握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有哪些新机遇，面临哪些新挑战，如何趋利避害。三是要适应我国在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优势、劣势的转换，扬长避短。

开放本身不是目的，在任何阶段，设计开放战略都是为了实现国家阶段性发展目标。过去40年，我国的开放战略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工业化初中期，当时主要目标是追求快速工业化。那个时候的开放战略围绕怎么用好外部资源、外部市场服务于工业化展开。中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解决了制约国家发展的外汇短缺问题，开放战略对中国的工业化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新阶段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创新、结构升级、效率提升，因此，我们需要思考通过未来开放战略的调整，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增强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从而最终服务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其次，要考虑到所处的国际环境的机遇与挑战。过去40年，我们把握住了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的重大机遇，增强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2008年前长达十几年的全球繁荣带来了许多市场机会，使中国在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国际金融爆发危机后，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经贸规则面临重构，出现了很多新挑战。比如，外需不足、竞争加剧、保护主义抬头。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仍然处在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参与全球竞争的阶段，后面还有很多追赶者，而且竞争越来越激烈，前面还有很多依靠资本和技术密集产品的发达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充当“拦路虎”，中国处于夹缝当中。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在调整，一些新的金融风险也在积累。

也要看到当前也出现了很多新机遇。首先，我们面临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对比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今天的中国与其最大的外部差别就是我们赶上了这一轮新技术革命，也许可以帮助中国在升级过程中避免走日本的老路。此外，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也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机会，我们不仅可以利用技术优势“走出去”承包海外工程，还可以将相关机械设备产能出口。另外，中国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我们可以通过海外并购和合作充分利用全球的研发资源和市场。近年来，大批海外留学人员归国，人才在向中国汇聚，这些都是我们在新的开放条件下进一步推进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有利条件。

同时，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已经从一个经贸小国发展到经贸大国，从以往只能捕捉国际环境机遇、规避风险，到如今具备了塑造国际环境的影响力。这种国际影响力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创造更多的机遇，运用得不好就可能给自己创造挑战。我们成为新兴的经济大国后应如何处理与守成大国和周边其他中小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国际社会各种不同观点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运用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来塑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新阶段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方面。

第三，要适应我国在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优势、劣势的转换。原来，我们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参与全球竞争。今天，我们的传统优势在削弱，同时也有新的优势不断涌现，包括人口质量红利（每年约800万的高校毕业生），广阔的市场优势，完整的产业配套能力，完备的基础设施等。

在当前条件下，新的对外开放战略要服务于高质量发展，最终要实现两个新目标：

一是推进我国国际竞争力升级，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当前支撑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我国参与的高新技术产品往往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较低端的、低附加值的环节，还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增值环节。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这种新优势体现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上，进而形成一个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同时打造一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二是要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迈向现代化强国，对我们来说，一个良好的和平发展的环境非常重要。因此，要实现我国和国际社会的互利共赢。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增强软实力（即运用硬实力的能力）对于营造良好、和平的发展环境至关重要，运用得好就会带来机遇，运用得不好则会带来挑战。中美经贸关系内容丰富，出现贸易摩擦与冲突不可避免，但处理好经贸关系需要智慧，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此只有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真正让两国利益深度融合，才能为我国创造一个合作共赢的良好外部环境。

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一节中特别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有些人觉得我国开放水平已经很高了，我国资金已经够多，无须再引进外资了。还有人认为，全球保护主义正在加紧抬头，人家已经开始关上大门，我们为什么却要进一步打开大门？实际上，针对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相对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国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否则就不可能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应对新挑战，也不可能利用国外资源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如果不能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不开放或者开放停滞都可能导致自己的落后。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正确的开放战略是保证一个国家趋利避害的关键。世界上真正封闭的国家并不多，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开放的，但是并不成功。今后，我们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的开放合作，推动中国竞争力的升级，形成一个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对于如何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有不同的理解，重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区域开放要有新格局。中国的区域开放走过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的开放，再到内陆地区开放的渐进式开放格局，现在的区域开放是全面开放，不同区域都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沿海地区要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同时还要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力度。

第二，开放对象要更加全面。早期无论是引进来的外资还是出口的市场，都是以发达国家为主。近20年，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都明显提升，所以我们要适应这种新变化。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但要重视发达国家，而且要更加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区域合作的倡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第三，开放领域要更加全面。中国的开放是渐进式的开放，早期最先引进来的是制造业投资，走出去的主要是对外加工贸易、货物贸易。现在，我们既要重视货物贸易，也要重视服务贸易。既要重视贸易也要重视投资。对贸易和投资要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方针。实体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要更加协调和匹配。

全面开放不代表没有重点的开放，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开放为重点，关键要靠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对内深化服务业改革。

在新一轮开放中，服务业开放无疑是重点，特别强调的是引资、引技和引智并重。今天，中国的服务贸易发展很快，但是服务贸易的逆差扩大的速度也特别快，原因是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比较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归纳起来是两句话：对外开放不足，对内管制过度，竞争不充分。从全球来看，过去20年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持续高于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为了适应这种全球性发展趋势，同时也为了适应我国人力资源比较优势的变化，需要把增强服务业的竞争力作为一个重点。关键要依靠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对内深化服务业改革。比如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领域要有序开放，同时还要加快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

其次，以打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重点，营造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投资环境，吸引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到中国落户。中央已作出部署，要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同时我们从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始就一直在探索，通过自贸区的一系列改革来提升我国的营商环境。党的十九大特别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另外，还要推进双边或者区域自由贸易安排、投资协定等，通过体制性安排推动改革。

加快改革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过去，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比较弱，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处于弱势地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我们要通过培育中资跨国企业，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主动整合和配置资源，所以需要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改革对外投资体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这个新优势体现在不同领域。

第一，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在加工贸易领域，主要是提升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面临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机遇，特别是智能机器人，一些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可能转型成为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我们要适当引导。

第二，我们要通过深化内部改革，使原来很多传统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能够尽快拥有国际竞争力。过去40年，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比较开放，但是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开放度还不够。尽管我们拥有庞大的汽车工业，实际上汽车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亟待加强，所以需要通过进一步开放和改革尽快增强我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通过进一步扩大改革和深化开放，增强服务业竞争力。

第四，支持企业走出去，主动整合外部资源。在贸易领域，要鼓励企业探索和培育国际贸易新模式，建设贸易强国。

最后，在开放过程中要守住底线，主要是两条底线：一是金融安全；二是资源能源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