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首届清华-财新公共治理论坛暨2019 CIDEG学术年会”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层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主题围绕“大数据治理与生态环保发展”的主题，探讨我国大数据技术在生态环保治理中的最新应用，以及对政府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财新网特对年会嘉宾发言分别进行报道，“清华CIDEG”转载如下：

学者：政府当开放信息，赋能社会参与环境治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要求全面设点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通过全国联网实现生态环境监测信息集成共享。这意味着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并赋权、赋能社会力量，在环境监管和治理能力更强上迈出更多改革步伐。

“建议政府扎扎实实地落实已经制定好的政策，比如《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推动部门协调和社会参与，把中国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搭建起来，制定相应的规则，开放给大数据企业，把每个污染源的源点搞清楚，同时动员全社会力量找到解决污染问题的创新办法。”近日，在首届清华——财新公共治理论坛暨CIDEG2019学术年会“大数据治理与生态环保发展”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CIDEG学术委员高世楫提出上述建议。

生态环境发展和治理社会普遍关注，正在高速发展的数字技术为其提供了一个新的有力手段。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要求全面设点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通过全国联网实现生态环境监测信息集成共享。在高世楫看来，这意味着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并赋权、赋能社会力量，在加强环境监管和治理能力上迈出更多改革步伐。

在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看来，规模如此巨大的问题必须要通过社会的广泛参与才能得到解决，而参与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有环境信息的公开。依托于政府公开的相关环境数据，马军推出了蔚蓝地图的数据库平台，并据此绿化企业的生产和采购，推动了环境数据与企业污染防治实践的结合，“水、土壤开始有了风险源的数据公开，上百万的企业定位到了电子地图上，和数据库交互之后可以看到他们的排放情况、达标情况。”马军说，基于数据形成的微举报与政府环保部门的举报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进一步发展成为生态链的自动系统，所有数据可以分布式同步记录在各个利益方，减少了沟通成本，增加真实性。

在马军看来，目前做到的尚不是大数据意义上的治理，真正的大数据治理是政府信息公开的3.0版本，更多地基于每个人都是传感器，从企业的万物互联再到每个人，全部连接形成大量数据，才是真正的大数据，在此基础上的治理才是大数据治理。

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则认为，只有数据本身不是大数据，必须对背后的机理进行分析。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曾途进一步提出，大数据和传统的数据统计之间存在明显不同，传统分析方法是指标式的、专家模型的分析方法，因为采集点很少，就只能用抽样的方法去量化和计量问题。而大数据是通过海量数据的挖掘，实现了对传统因果关系的扩展，实现了对相关性的计量、分析，先解决了思维问题，再解决技术问题，最终解决痛点问题。“应用到生态环境治理上，就是要构建一个从污染源的数据采集、影响分析到社会治理统一体系的知识图谱，并用算法去预测它的管理要素，形成监管图谱。”曾途说。

“今天的大数据技术是给现代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提出，今天的环境问题、城市交通问题本质上都是复杂性系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各个部分造成的问题不是各自问题的加法，而是非线性叠加，环境一个维度的问题跟整个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人口素质、产业结构都有关系。破解这种复杂性系统的非线性关联，需要大数据技术给到技术解决方案。

那么，大数据到底能够在生态环境发展和治理上发挥什么作用？对于环境治理，是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还是认识到更多的规律？还是改变了大数据治理背后的真正结构？大数据现在已经做到了什么？大数据还有可能改变什么？要实现这个改变，我们能做什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CIDEG主任薛澜作为主持人，向与会嘉宾问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美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研究总监秦虎认为，未来大数据就是要解决从高成本到低成本的问题。刘松则认为，大数据还解决了透明性不足的问题，并产生对新规律的认知。斯坦福大学教授、CIDEG理事星岳雄则认为，大数据降低了监测评估的成本，包括谁来开展监测工作，开展多大程度的监测工作，但如何减少污染，谁来承担减少污染的职责，通过什么样的激励手段来鼓励这样的治理，大数据本身并没有给出答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教授、CIDEG学术委员巴瑞·诺顿也提出，目前只是漫漫征程的第一步，前瞻未来如何可能现在过早判断，目前能做到的就是把不好的东西减少到最小化，把最好的东西放大到最大化。

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看来，现在的大数据应用也制造出很多荒谬，很多数据看起来是有相关性的，但其实没有关系，反而是非常表象化的关系，并不一定知道隐藏在后面的复杂联系。而且，有的时候数据多了，大家不一定能达成共识。提供的解决方案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以作为决策的支撑。

刘世锦建议，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把大数据变成结构性数据。第二，要利用已知甚至未知，探索未知的规律，以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至少同样多，有时候可能还更加困难，当然这本身也是更大的机会。”

CIDEG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就在开幕致辞中提出，数字技术应用本身就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把大数据技术与改善生态和环境治理这两个很复杂的问题合在一起，会有很大效果，但运用好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

“数据越多，隐私的问题、保护产权的问题会更加突出。什么能公开，什么不能公开，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刘世锦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CIDEG学术委员周汉华就提出，数据越来越集中的情况下，数据的治理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尖锐的挑战，这里面涉及多重关系，一个是我们作为自然人处于无所不在的摄像头之下，我们自然人和数据的控制之间的关系。第二层关系，数据控制者之间的关系。第三层是数字控制者和传统的权力，传统权力结构只有一个中心是金字塔的顶端，现在变成一个网络结构，而且网络结构又出现再中心化的几个核心节点，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

“大数据给传统的权力结构带来了挑战，但是在这个多元参与的治理结构中政府还是扮演中心的角色。”高世楫说，政府要决定产生、收集和处理大数据的规则，无论是“头腾大战”还是个人隐私的保护，都需要国家公权力出于保护个人权利、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原则，对滥用数据权的行为行使管制权、控制权，为大数据的使用、产生制定规则。此外，为公共利益的保护提供数据，并培养处理大数据的人才等等。

由此，秦虎建议，政府应该尽快出台针对特定应用场景的大数据产品或者管理技术的标准，而且要转变自己的管理理念，要认识到大数据并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依靠大数据可能还会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应该让非政府组织或者让社会多多参与，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

“出台相应的数据标准，哪些是好数据，哪些不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出台数据的标准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最近期的目标就是要赋予个人要有权限能看到这些数据，并且能够纠正修改相应的数据。”巴瑞·诺顿认为。

周汉华最后提出，建议政府在已经做到的信息公开的基础上，适应国际发展的大趋势，开放数据、开放政府信息，进一步为大数据赋能。

 刘世锦

星岳雄

秦虎

巴瑞·诺顿

马军，刘松

高世楫，周汉华

来源：财新网

记者：杜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