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概念受到广泛重视，可以预期“双循环”不仅将影响当前的“六稳”工作，也必将影响中国的中长期发展。9月12日下午，“清华-财新公共治理论坛之三”聚焦“双循环”新格局。

中等收入群体

做好国内大市场、国内大循环，就需要把潜在的市场需求挖掘出来。为此，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的演讲主题是中等收入倍增计划，并称之为“双循环”的战略之举。

李稻葵提出“10+4”战略，14亿中国人口中，4亿人口已经迈入中等收入水平，还有10亿没有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界定，中等收入水平通俗概况就是有房、有车、受过高等教育、能旅游（有闲暇时间），家庭收入在10-50万之间。

实现中等收入的倍增计划，根据李稻葵的计算，使得其中 4亿人口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可能需要15年时间。也就是说，未来15年这部分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要有5.7%-5.8%的增长。

李稻葵说，“一定要让未来4亿能够进到中等收入的人群城镇化，他们大量人或者还不在城里，或者在城里还没有身份，还不能买车，还不能租地方政府提供的平价房，社会福利不到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则提醒，核心还是经济机会，一是经济机会，一是基本权利。尤其要关注特殊群体，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在城市里处于流动中的这些人，农村本身动不了的群体（比如农村留守老人），城市里相对贫困的群体。

“大家不要过于理想化。”刘守英说，如果基本公共服务覆盖不到他们的基本权利，他们在城市的成本就很高，就进不到中等收入群体。

消费升级

“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需要同时从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变革。”中国社科院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认为，双循环的重要路径之一是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

供给层面，促进消费升级就要提供更高质量的消费品，包括制造品和服务品，因此要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更重要是针对目前有很强的消费需求但是得不到满足的很多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医疗、养老。

“增加供给就是要打破国有企业对这些行业的垄断。”张明说，需求层面则是要有持续的收入提升，比如，国民收入初始分配领域一定要进一步让国民收入向居民部分倾斜，同时增加再分配力度。中国目前收入差距很大，要扩大居民消费必然要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张明表示，以2015年为界，2015年前房地产挤入消费，2015年之后房地产挤出消费。“要避免房地产畸形繁荣对消费的挤压，很多政策必然要做。”

张明进一步分析，中国很多低收入群体是在农村，必须要取消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农地流转，扩大农民消费。另外，要扩大消费必须要让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活不下来，大多数人收入增长就是空话，消费扩大又从何谈起。”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刘遵义则强调了家庭消费的重要性。家庭消费方面，中国只占GDP38%，美国是68%，中等收入人群增加的话，一定要提升家庭消费占比，这也就需要大力调整工资机制。

另一方面，刘遵义还表示，中国人民需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不能完全依靠私人的家庭消费，一定要有公共消费，比如，环境保护，要有蓝天、青山绿水，要有好的医疗制度、好的养老制度，这些都是公共消费，都需要政府带头。

制造业

制造业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表示，如果拉长视角看“双循环”全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战略方向，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国内市场是基本盘，提升供给体系对于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是关键，最终落在供给体系最核心的制造业上。

“深化制造业的供改，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畅通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的枢纽所在。”董煜认为，这是中国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的地位所决定的。

董煜表示，从制造业看，疫情并没有改变中国制造业的基本面，疫情中最坚挺的是制造业，二季度由负转升。面向“十四五”，主要方向还是制造业，制造业现在处在爬坡的阶段，本来就创新能力不强、结构不优、效益不高，现在叠加市场萎缩、封锁加重、外溢风险加大等等，确实有不少企业面临困境。

近期中央多次强调“六稳”“六保”，董煜认为，就要靠产业基础能力做实，大厦建立在沙子上，就一定不会太稳固。为此，董煜建议“十四五”规划可以把“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作为“十四五”产业领域抓总的工程。“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是2019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的概念。当时会议提出，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增强自主能力。

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顾强则以口罩机为例，疫情之后，口罩机在中国迅速形成产能，包括化工原料，但是，口罩机中最关键的零部件模头中国不能生产。模头背后是什么？包括中美贸易摩擦，最终归结到信息技术能力，而信息技术能力又可能表现在芯片，芯片中有数据问题，有算力问题等等。磨头生产需要新的工具，新的工具高在算力、技术本身。

“关键是中国高等教育不行。”顾强说，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教育后面是制度、文化。

区域发展

以新的区域一体化为龙头，带动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在张明看来，这是未来中国十年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级。五个增长级在未来十年对中国至关重要：首先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优点是市场经济的思维很深，金融和创新两极都很强，有望成为“中国版的硅谷”。长三角的特点是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相对均衡。京津冀最大问题在于没有冀，但是京津冀的优势是总部经济，创新能力很强，是资源分配的中心。中部的三角（武汉、郑州等）是高铁时代最大的获益者，必然成为物流的核心地带和生产链很重要的中间地带。西三角（成都、重庆、西安）相对而言教育、科研比较发达，人均的人力资本成本相对比较低，比较好承接从东部转移来的产业。

不过，张明也表示，加速区域一体化听着很好听，但是有成本，必然会导致区域之间差距拉大。现在就面临一个选择，是阻止要素进一步聚集，阻止超大城市的形成，人为拉平各地发展水平，还是放开要素流动的束缚，让要素自由聚集，让超大城市形成，然后造成一种差序的发展格局，再让先进者帮助后进者？

如何选择，目前为止还不是非常明朗，张明认为，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是向后者迈了一小步。

顾强也注意到产业供应链重构方面的空间特点，新兴产业领域空间是高度集中的，区域集中，而且在加速集中。科创板企业集中于最核心的区域比如深圳高新区、苏州工业园区、张江高新区、中关村等等。

比如，新兴产业领域里北方亮点很少，与空间有很大关系，空间结构使整个产业具有竞争力。长三角为什么占全国45%的新能源汽车的产能，不单是整车，是从材料开始。顾强还表示，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创新的再都市化。过去很重要的概念叫逆城镇化，现在都是都市化创新。

新经济

“数据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数据生产力。”阿里研究院副院长安筱鹏侧重的是信息技术、信息化、数字化在“双循环”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

安筱鹏说，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互联网，是全球最大的消费互联网大国，又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如何能够把消费互联网大国的优势跟制造业的优势叠加起来，产生一种叠加效应、倍增效应，这是“双循环”历史任务中需要认真思考的。

“新经济的好苗头，能不能给‘双循环’新的格局提供创新所需要的动力？”在肯定疫情期间迅猛发展的新经济的同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薛澜也提到四方面的可能困局：新兴应用的“发展”和“风险”；全球市场的“竞争”与“包容”；传统经济的“碰撞”与“磨合”；经典理论的“突破”与“适用”。

比如，下沉空间开始细分，到底今后还有多大的潜力，原来靠不断扩大参与的人群规模，但是这个规模是不是开始趋于饱和。另外，新经济是需要跨界的，“界”就是有各扇窗、各扇门，怎么破窗而入，或者破窗而逃，合规与违规之间，怎么权衡。

薛澜说，有很多应用确实很方便，点餐、教育、智慧城市、金融等等，在这背后，也不排除有潜在的可能风险，这些风险有些可能觉得无所谓，但还有一些风险要非常在意，思考怎么有效规制。包括新冠疫情特定情况下，行踪追踪可以接受，如果疫情之后还是有无形的网盯着我去哪，那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难受。

薛澜进一步表示，到底技术应用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在哪些领域可以用，如果在有些领域使用，则会对我们的隐私，对社会各方面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那我们就不会同意这样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