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由学院和财经杂志共同主办的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的论坛，大家知道，我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来自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中国改革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命题，从我们研究公共管理的学者来讲，始终是把国家治理体系、公共事务治理的体系，看成是我们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当中最重要的进步之一。正因为如此，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交流，由学院和《财经》杂志社共同发起这个论坛，由学院的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和创新发展与公共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两个月办一次，国家治理当中一些重大而紧迫的问题，邀请各方专家发表见解，为研究提供交流平台，为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三中全会决定发布之后，国内很多机构和学者提供各自的见解和分析，燕冬刚才也提到，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也在进行当中，今天时间有限，只把框架性的一些想法交流一下。

　　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可以看成我们对下面系列论坛问题选择范围有一些建议，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反馈和指导，使我们的研究可以更好的进行。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家也知道，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历了巨大的变革，首先是我们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型相当成功，成功的标志就是我们的经济的高速发展，我想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的话，平均都是在将近10%，最近7%、8%也是非常好的。

　　第二是产业结构的变革，大家也知道，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农业占GDP的比重是30%左右，制造业将近一半，剩下的就是服务业。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服务业已经超过制造业，农业占10%。这个产业变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背后劳动力的结构变化也是很大的。

　　第三是我们社会形态的变革，大家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城镇人口，好像只有20%左右，到了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这个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巨大。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可能出国的机会是很难得的，但是实际上，今天我们出国的人士到前年已经超过八千万，在海关记录的数字超过八千万人，整个对我们的社会形态是有一个巨大的影响。更不用说我们国际贸易，包括我们的互联网等等，所以这个第三块是社会形态的变化。

　　第四个重大变化其实就是我们治理结构的变化，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话，我们的治理体系也正在从内涵从更深的意义上发生变革，从原来一个是以个人权威和权力高度集中，向依法治国和广泛参与的体制来转变。这些重大的转变，如果在其他的国家也都发生过。

　　但是我想可能中国的变革跟其他国家相比的话，我们的特点就是首先就是时间，可能在很多国家花一个世纪或者是半个世纪完成的这种巨大变革，我们可能实际上是在20年、30年就完成了。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规模，我们这种规模的话，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13亿的大国，同时去进行这样重大的变革，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所以我想的话，把这两件叠加起来，我想中国过去的三十多年的变革可以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人类历史上是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同时恰恰由于多重转变的融合，另外在时间上高度的压缩，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也是巨大的。所以到了今天，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我们发展转型的这种艰难，包括环境污染和资源的约束凸显。我昨天参加一个会，有一个专家就谈到，二十多年前，他说我们就有国外的专家，我想国内专家如钱老师几十年也一直在呼吁的，当时就说，说中国应该吸取国外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应该关注环境保护的问题，但当时的话，可能我们大家对这个问题理解不深，还有一些甚至认为说发达国家，你们已经发达完了，现在你们来给遏制我们的发展，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看到，雾霾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水资源污染，包括土壤污染问题，到了一个危机的阶段。

　　另外一个就是改革的路径，改革的途径不清晰，改革的执行不给力，另外的话，我们很多改革过程中的过渡性的安排刚性化，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刚性的制度，使得我们再想去调整这种利益结构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很多政策体系碎片化，今天我们打补丁式的政策，使用效率大大降低，前两天在学院开一个座谈会，讨论创新政策，我们原来是今天一个政策，明天一个政策，现在很多政策的话，可能互相抵消了，市场真正需要的不是加法，可能要做减法。所以我想这次我们新一届政府上来简政放权。

　　另外的话，国家法制体系权威的柔性化也是普遍存在，国家的法制体系是要有权威的，大家最近看到这些年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问题，还有大量的基础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想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今天，再采取局部性的、适应性的改革是难以为继的，必须摆脱束缚，推动整体性、协同性、前瞻性的改革。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当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