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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这条曲线决定经济复苏,要求我们应选好“出台时机”发布时间: 2020-05-20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CIDEG学术委员蔡昉在《北京日报》发文。他表示,新冠病毒疫情发展的特点和方向,决定经济复苏的时间、方式、路径和效果。“清华大学CIDEG”特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经济史上充满了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以及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经济灾难,这些事件也成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长期热门话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孵化器或催生剂。


人们习惯于说:千万不要浪费掉一次经济危机。意思是说,由不同起因导致、后果严重程度不一的各种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终究造成人们不希望看到的或大或小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计的伤害,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从惨痛经历中汲取教训,这些代价就白白付出了。


从世界范围看,这场新冠病毒疫情还远远不会完结,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尚不是对之做出总结或者进行反思,而应该从某些角度提出有关问题进行思考,既讨论不同冲击事件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点(“一样”),也讨论各次冲击之间不尽相同(“不一样”)的地方。


新冠病毒疫情发展的特点和方向,决定经济复苏的时间、方式、路径和效果。因此需要依据事件发展的进程和顺序,按照宏观政策的类型和手段特点,选择恰当的出台时机。


在疫情发生的早期,流行病学倒V字形曲线处于峰值前的上升阶段,为了控制疫情大范围传播,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包括封城、隔离、取消聚集活动等等,这时不可避免要减少甚至遏止经济活动。


 而在疫情发展达到峰值之后,倒V字形曲线进入下行阶段,在疫情传播确保可以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经济复苏便居于更高的优先序。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政策手段也受这个特点的影响,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依次出台,否则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例如,旨在刺激居民消费特别是鼓励补偿性消费的政策,在社会尚处于隔离状态时就不能产生预期效果;旨在保持必要且充分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在不同阶段都是需要的,但是应该与每个时点的主要政策目标相适应,而不应成为一个独立的目标;旨在恢复和刺激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能实施于全社会普遍隔离期间及经济活动开始恢复之前;至于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社会托底政策,从一开始便不能缺位,应该以各种形式贯穿于疫情发展及其经济冲击的始终。


 疫情防控与恢复经济活动都是不得不为的硬要求,必须科学处理两者之间存在的取舍权衡和两难决策。虽然新冠病毒性肺炎死亡率低,但是,也正是这个特点使其流传速度快,最终以感染人数巨大而造成生命健康的损失。因此,以全社会动员的方式实行严格防控措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一个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与此同时,在疫情得到总体控制的条件下,及早复工复产也是头等大事,同样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然而,两个硬道理之间的确存在着取舍权衡因而两难抉择的关系。


总体来看,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病学曲线,没有像中国那样形成一个倒V字形轨迹,而是在高点上稳定下来,虽然不再持续攀升,也未能很快下降,预计将是一个较长时间处于顶部的情形,形成一个拉长的倒U字形轨迹。实际上,全球新冠病毒的流行病学曲线既具有倒U字形的形状,也显现出明显的倒W字形趋势。


相应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经济复苏过程中还可能经历W字形的轨迹,甚至,人类很可能将与这个病毒的流行长期打交道,因此,根据中国应对疫情的成功经验和遭遇过的两难处境,可以把这种空间与时间分离的双轨制过渡模型,进一步扩展为时间和空间并行的更新版本,可以在具备必要的检测和收治等条件的情况下酌情实施。


这个版本的模型有以下几个关键步骤。第一,在具备一系列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对于敏感人群尽可能做到全面检测,以便分期分批地把检测后的人群分为两组——安全组和风险组。


第二,在确保两组人群充分隔绝因而不发生相互交叉的情况下,让安全组人群随即进入复工状态,同时对风险组人群继续隔离并进行连续排查。


第三,随着检测和收治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安全组人数的比重逐步扩大,风险组人数相应缩小,双轨制加快向安全的单轨过渡。通过采取这种过渡办法,防控隔离与复工复产之间的时间差便可以实现最小化。


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及其造成对全球的经济冲击,与历史上的疫情大流行、经济衰退和其他危机事件有着诸多的相似性。


例如,疫情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充分性、政府对形势的判断不及时致使决策失当、当事人推卸责任的“甩锅”举动、事件导致的市场震荡和经济复苏的徘徊踟蹰等等,都是经济史上耳熟能详的情景。


 同时,此次疫情事件也有诸多独特之处。除了新冠病毒本身演化显现出极端“狡猾”的特点及其造成疫情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已经占有极大的比重,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独一无二,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占据了中枢地位,中国经济增长正在进行动能的转换,以及世界处于更高全球化阶段的同时,逆全球化暗流也被推向高潮等等,都对中国和世界应对这场经济冲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此外,这次疫情及经济影响事件的发生及在演变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在常态条件下被忽视的问题。例如,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体系、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之间协同合作、紧急物资的储备和调运、制造业供应链的维护与修复等等,都在疫情事件中遭到严峻的挑战。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需要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以便提出对解决所面临各种困境的对策建议,同时能够未雨绸缪预见将来。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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