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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林:寻找畅通内外循环的新出路发布时间: 20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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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在清华-财新公共治理论坛上做主题发言


1.形成新发展格局须内外产业链相衔接

用扩大内需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办法应对不利外部环境冲击,是我国的一条重要经验。应对眼下外部经贸环境恶化的挑战,一定程度上可以沿用这一条经验。目前遇到的挑战,从性质上讲和以往的根本性区别在于,还叠加了突然加剧甚至可能还会长期恶化下去的供给冲击。所以,形成新发展格局,除了通过在国内大循环中自力更生、加大自主研发力度,着力提高产业链韧性之外,还需要力保内外产业链相互衔接,才能有效应对目前挑战。


2. 形成基于均势的技术安全格局

力保内外产业链相互衔接,需思考一个重大问题:我国秉持什么样的技术安全观,才有利于赢得全球技术网络中尽可能多的伙伴的信任和顺畅的合作。


我国应秉持基于大国间技术能力均势的技术安全观,并做出相应的可信的承诺。直观地说,对于我国而言,并非只有在360行中行行皆状元,才是技术上安全的,而只要在120行中真正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就可以和其他主要技术伙伴形成技术上的均势。这种基于均势的技术安全观对于其他主要大国而言,构成了我国不会从技术上卡别人脖子的“可信的承诺”,别人才愿意顺畅地和我国开展技术和贸易投资往来,大家都没有积极性频繁挑起技术和贸易摩擦。


之所以要秉持这样的技术安全观,最直接的原因是单个国家,即使最发达的国家,也做不到360行,行行皆状元。除此之外,更深层次的道理,可用博弈论中的逆向归纳法加以说明,即从世纪中叶我国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情景出发,逆向归纳。


从潜力上讲,到世纪中叶我国经济规模有潜力成为世界第一,且远超世界第二位经济体的水平,虽然届时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仍然没有跻身世界前列的潜力。倘若能把上述潜力变为现实,那么届时仅仅按照和其他国家一样的比例投入研发经费,我国可动员的研发总投入就远超世界第二位经济体,就可以在比其他国家宽得多的领域内开展研发活动。


此外,倘若能把上述潜力变为现实,我国将享有不成比例地高的资源配置能力优势,比如我国经济总规模占世界的30%后,全球500大榜单中落户我国的企业数量和我国积聚的顶级研发人才总量占全球的比例都将超过30%,从而在全球资源配置体系中的影响力要远超30%。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如果世纪中叶我国能释放自身发展潜力、实现现代化,则届时我国也许不止120行里是状元,而很可能是150甚至180行里是状元。届时真正担心技术上被卡脖子的,是其他国家,虽然我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不会这样做。


按照博弈论中逆向归纳的原理,其他国家出于对未来被我国卡脖子的担心,如果他们在眼下不能获得我国做出的保障他们未来技术安全的可信承诺,他们眼下的最优战略就是联手从技术上卡我国脖子,遏制我国技术发展,阻止我国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一,进而避免对未来他们技术被卡脖子的担心。


这种战略考虑已经付诸行动。如果今后对我国技术封锁力度进一步加大、持续时间过长,那么产业断链问题会日趋严重,我国技术进步速度会受到很大影响。虽然完全靠自力更生也能逐步实现技术进步,但在逆水行舟般的国际间技术竞争中,我国技术进步步伐会大大慢于其他国家的联合体,进而导致我国甚至连120行都难以成为状元。


要破解这样的困境,衔接内外产业链,我国眼下就需要确立和阐明基于技术能力均势的技术安全观,即表明自己不会凭借新型举国体制追求在所有技术谱系上占据全球前沿,并以此推动形成大国之间基于技术能力均势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彻底放弃这些领域的技术。我国在这些领域可储备和积累低于前沿技术的能力。


于我国而言,形成这样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才有可能使得眼下已经遭遇到的技术封锁力度不会进一步加大,并争取在未来逐步缓解,产业断链的风险才能逐步消除。


秉持上述技术安全观,做出不谋求在全技术谱系上追求前沿的承诺和安排,会不会自废武功,能不能真正使我国发展获得全球产业链和技术网络的保障?这还取决于我国在自己所要发展的120行内能否真正成为状元。只要我国在自己所要发展的120行内能通过技术能力累积效应而形成正反馈,巩固地保持自身优势,那么,就可以期待顺畅地和其他国家开展技术和贸易投资往来,博弈各方都没有积极性频繁挑起摩擦。有了这样的技术安全格局,内外产业链才能有效衔接。


3.设置“四零”和“对等”议题引导国际经济规则重塑

要力保内外产业链相互衔接,还需要转圜我国对外尤其是对美经贸投资关系。特朗普曾提出“对等”(Reciprocal)和“三零”。从字面上看,与“三高”(高关税、高非关税壁垒、高补贴)甚至“三中”和“三低”比起来,与目前实际发挥作用的国际经贸交往规则比起来,“三零”是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交往规则。


有人认为,“三零”和“对等”从来就是美国开全球化倒车的借口,因为这根本不可能实现,注定了只能是一个口号。这种看法有事实根据。美国不断挑起贸易摩擦,退出了原来签署的一些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甚至威胁退出WTO。但也要看到,美国在主要针对我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同时,也的确秉持“三零”精神,和欧洲、日本进行了多次三边谈判,达成了一些初步共识,并有意识地在初步达成的意向中限制参与谈判各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展经贸往来。这似乎又表明美国提出“三零”是当真的,最终目的是推动形成对等的、更加开放、自由、高水平的国际经贸往来规则。


我国在和美国艰难谈判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主动开放的措施。但到目前为止的中美谈判中,我国并未赢得充分的主动。应该说,“三零”很大程度上与我国一直倡导的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主张并不矛盾。无论在中美双边往来还是在涉美的多边经贸规则如WTO改革中,我国对“三零”置之不理虽无不可,但姿态上比较被动,道义上处于下风。而且,美国确实秉持其精神和欧、日进行了多次谈判,达成了初步共识,并有意识限制各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如这些共识成为主流,我国外部经济环境将明显恶化。


可见,我国长期对“三零”高挂免战牌,并不符合自身利益。那么,我国接招“三零”的困难在哪里呢?我国接招“三零”中的“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虽有一定难度,但难度并不太大。难度最大的是“零补贴”。美国固然也有大量针对企业的五花八门的补贴,但一般认为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对企业的补贴力度更大。我国补贴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二是为了促进研发和创新。


我国出于促进技术研发目的而补贴企业;而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则以我国补贴为借口对我国实施高技术出口限制。我国不接招“三零”和美国实施高技术出口限制互为因果,形成一个“死扣”。这个“死扣”将为美国提供借口,美国会把其贸易赤字归咎于我国没有实现“三零”,而不从其自高技术出口限制上找原因,导致我国更加被动。


为了争取主动,在主动扩大开放的同时,择机设置合适的国际经贸议题是可行的路径。具体而言,一种方案是接招“三零”,并把高技术出口限制也作为一种贸易壁垒,纳入“三零”中的“零非贸易壁垒”议题下,展开谈判。另一种更加主动、特色更鲜明的方案是设置“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零出口限制”的“四零”,和“对等”的国际经贸议题。这有几方面考虑。


第一,在包括中美经贸谈判的国际谈判以攻为守,化被动为主动,更好维护我国核心利益。美国如果愿意在该议题下和我国展开谈判,将有利于我国获得长期发展所需的技术,更好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我国对企业进行补贴的必要性相应降低,也将推动美国缩小贸易逆差,因而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第二,设置该议题未必会损害我国核心利益。这是因为,全球实际经贸运行规则从来都是谈出来的,而最终谈出来的格局,和谈判起点是“四零”还是“四高”(高关税、高非关税壁垒、高补贴、高出口限制)抑或是“四中”,关系并不是非常直接、非常紧密。



4.立足全局做好统筹

上述两条建议之间有内在关联。不难理解,如果我国推动形成基于均势的技术安全观,则出于技术升级考虑而补贴企业的动机就会弱一些,从而就更容易接招“零补贴”,进而可以更主动地设置“四零”议题。但现实当中,这些并不容易做到。比如,按照只做120行状元的思路,该把哪些技术领域列为120行之外呢?所有的部门都想为国争光,都认为国际上的技术封锁正是自身行业大发展的契机,只要国家给与全方位政策支持,一定可以自主实现技术突破,打破国际上的技术封锁。各行各业都希望借助国家补贴实现突破,动机是好的,但国家资源有限,而且全面技术赶超的姿态和战略安排也不利于赢得国际上的信任、实现内外产业链衔接。为此,通过深化改革和政策上统筹平衡好这些关系,节制住全方位技术赶超的冲动姿态,把有限资源用到我国真正具有优势的地方,才能形成符合我国核心利益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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