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CIDEG学术委员蔡昉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该向谁扩展？》的文章。

一、培养农村脱贫人口迈向中等收入行列

我们2020年年底前已经实现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脱贫的标准是人均一年4000元人民币，那怎么让他们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呢？这里说的是要培育他们。因为这部分人群很庞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有接近1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不进则退，如果不能建立起解决相对贫困的机制，还会有重新返贫的情况发生。

我们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确定的相对贫困标准为例，它们认为社会的中位收入即正好在中间的那个收入水平的50%，可以作为相对贫困线，如果一个人的收入还没有达到中位收入的50%水平，他就处在相对贫困状态。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分成五个组，每组是20%的家庭，分别为高收入组、中等偏上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下组、低收入组。2019年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14389元，那它的50%就约是7195元，低收入组那20%的家庭只有4263元，可以说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相对贫困线。也就是说，我们要以这些人群为对象，不断解决他们的相对贫困问题，使其不断向中等收入靠近。这就能保证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消费持续提高。

    二、农民工只有市民化才能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规律，转移就业是个长期的趋势。目前农民工转移出来后，在城市待的时间比较长，对城市发展也做出了贡献，但是大多数农民工都没有得到城镇户口。我们目前的城镇化率是60.6%，就是说我们已经有60.6%的人口稳定居住在城市，但全部人口中得到城市户口的人只有44.4%，两者之间差16个百分点。

没有城市户口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现实中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就业岗位的稳定性就不强，没有均等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孩子上学就有困难，自己的养老也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因此，即便这些人群收入还可以，但也不会放心去消费，因为他们的后顾之忧太多。因此，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落户。

户籍制度改革，从供给侧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同时促进劳动力的继续流动，可以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生产率，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能力。从需求侧可以通过让农民工得到城市户口，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更好的保障，解除消费的后顾之忧，即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们的消费一下子就可以提高27%，这是计量经济学的估算。

农民工这个群体很庞大。2019年有1.17亿人转移出农业但没离开本乡镇，叫本地农民工。有1.74亿离开了自己的户籍所在乡镇，其中稳定在城市的是1.35亿。总的来看，有差不多2.9亿农民工，相当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总数的46.3%，如果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使这些人逐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就会创造出一个巨大的新的消费需求。

三、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生活

我们目前65岁以上的人口有1.76亿，60岁以上人口大概2.45亿，这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果能让这部分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人民整体生活品质的改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会十分显著。相反，如果让这些老年人贫困，不仅不符合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会从需求侧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让老年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根本，一是通过改善人力资本，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要创造好的条件，消除技术鸿沟，提供更好的培训；二是要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使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让他们有后顾之忧，如果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不好，老年人不仅要帮着孩子解决问题，还要帮助孩子的下一代解决诸如住房问题，他们的消费意愿就不可能提高。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是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也是符合发展规律的现代化进程，老龄化是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供给侧、需求侧冲击，必须用改革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关注那些重点群体及其带来的机遇。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既要有长期的预期，也要有应对风险的未雨绸缪的预案。

上述三个群体会成为我们未来很重要的经济发展引擎，也是人们生活品质提高的重点领域，同时是市场主体和投资者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