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后疫情阶段的全球产业链发展与重塑”产业经济前沿研讨会在公共管理学院620举行。会议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作开场主题演讲，同时邀请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刘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高宇宁，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孟渤，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裴建锁，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苏庆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王飞作了主旨发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玲致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助理赵静主持会议。会议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

我们特将高宇宁老师的发言内容整理如下，经其本人授权，全文分享给读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高宇宁发表主旨演讲

研讨会现场

经贸摩擦与新冠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影响比较研究

过去一年多以来，有很多后疫情时期全球产业链发展相关的研究。本研究希望在此基础上，对2018年以来的中美经贸摩擦和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对于整个全球价值链，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影响的综合效应，进行从理论分析到实证分析再到政策分析的梳理。

一、后疫情时期的全球价值链

从经济历史的数据来看，本次疫情基本上是西班牙大流感以来，包括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严重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和最大的经济冲击。由于疫情冲击导致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双侧的经济活动停滞，使得很多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对此类冲击的应对能力比较有限。有一些经济体比如美国甚至采用了超常规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疫情的冲击。对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影响，很多观察都认为疫情的爆发使很多跨国公司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重组了产业链和供应链，因此目前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出现了区域化、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在立项之初探讨后疫情时期的治理逻辑时，本研究认为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已经从原来的单纯的效率驱动、成本驱动、创新驱动开始向稳定的逻辑、安全的逻辑、以及竞争的逻辑逐渐演化。

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在疫情之前，各个领域的分析就认为本轮的超级全球化已经进入到了转折的时期，出现了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开始低于全球GDP增速的现象。很多跨国公司原来的全球离岸外包的生产活动，廉价劳动力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目前全球的商品贸易只有13%是从低工资国家出口到高工资国家。也有更多的观察家认为，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出现了区域化的特征，即欧洲、北美和东亚的区域化聚集特征。

关于这个问题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了出现两个方向的争论，一方面，像Los et al.教授很多研究认为，过去20多年的超级全球化已经使全球产业链从区域生产向全球化生产过渡。但另一方面，像Baldwin和Lopez-Gonzalez的研究就认为，全球化的生产仍然呈现出“三大极”特征。因此一个关键研究问题是无论全球化还是区域化，其主体是谁，即 “by who”：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所有公司、国家和产业是同质性的吗？还是说在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在不同的区域、不同产业之间会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这是本研究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跨国公司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活动主体在全球经济当中占有的关键地位。当前全球跨国公司贡献了全世界出口的一半、GDP的1/3和就业的1/4，这也意味着跨国公司在理解这个问题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传统价值链的进一步细化，借用OECD近期发布的区分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行业又被进一步划分为了跨国公司和本国公司两种所有制属性。原来所熟悉的全球价值链的划分途径，是一个国家在国内生产最终产品后直接出口；或根据全球生产分工穿越边境的情况，划分为穿越一次边境的简单价值链和穿越多次边境的复杂价值链。但当把跨国公司角色考虑在内后，就需要对上述价值链划分进行调整。因此，在王直教授最新的文章当中，提出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原来认为的很多属于国内的价值链活动，其实也应该被包涵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比如像特斯拉在中国的生产活动，虽然最终产品卖给了中国的消费者，并没有表现出跨境活动，但在新的跨国公司跟本国公司的分析框架当中，这种生产活动同样应该被认为是全球价值链活动。因此，看到贸易活动增速相对于经济增长的下降趋势，很有可能是由于有一部分全球价值链活动没有被传统的分析框架所包含而导致的结果。

因此，当把跨国公司和本国公司进行划分之后，就可以看到当前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特征，在传统贸易领域，即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了最终产品生产后直接出口的这种贸易类型当中，本国公司视角呈现出比较典型的“三大中心”特征：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价值链，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价值链和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价值链。但是从跨国公司视角看到的特征是，简单价值链在供给侧呈现两大区域中心，而从需求侧来看，中国在当中的扮演的角色已经越来越重要，原来三大中心的分布，并不是完全稳定的分布。当考虑到多次穿越边境的复杂价值链时，比如说像iPhone手机，大量的零部件先到中国加工组装再出口给别国，类似于这样的多次穿越边境的复杂价值链贸易当中，在国内企业的供给侧当中仍然呈现三大中心特征；在跨国公司供给侧层面，复杂价值链呈现出以德国为中心、美国为副中心的网络。在整个需求侧，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跨国公司，当前全球复杂价值链贸易网络仍然以美国为绝对中心。所以对于“by who”的问题，在区分了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之后，就不能再一概而论。

因此，当前区分跨国公司的价值链特征，从供给侧特别是本国企业供给侧的视角来看，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三大中心分布特征。从跨国公司复杂价值链贸易角度来看，美国及一些重要的欧洲经济体像德国和英国，在一些特定行业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不容忽略的。从这一点上得出一个大致的判断是，当前跨国公司仍然是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

二. 经贸摩擦和疫情影响比较分析

从政策的层面来看，本研究希望把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和去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对当前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影响和冲击，进行一个复合性的分析。即中美经贸摩擦的双边影响和新冠疫情的多边影响会产生怎样的综合效应。研究的政策情境，在中美经贸摩擦当中，就包括关税冲击、贸易协定等，而在新冠疫情当中，就包括劳动力供给、消费、贸易、投资等各种冲击。

从2018年以来到今天为止，中美双边经贸摩擦加征的关税依然可以覆盖大概60%的贸易商品，且整个关税水平虽然有一定调整，但还是在维持在较高的双边关税水平。此外，从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达成，承诺的商品购买可能由于疫情的影响会低于贸易协定规定的进度，不过截止到今年的八月份，双边贸易协定仍在稳步执行。

疫情为什么会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更深更远？因为它对全球的劳动力供给影响非常明显。从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来看，相比于2019年的第四季度，对于全球劳动时长供给到今天仍然有-4.7%的影响。并且由于受到各国疫苗接种率、财政刺激的影响，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影响明显要高于高收入国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反事实框架分析，如果没有全球范围内的疫苗接种，那么全球的劳动力供给还会额外减少1.3%。

从贸易角度看，虽然说去年的全球贸易出现了极端下降，但当前正处在恢复的过程中，根据WTO的预测，全球贸易水平大概要到明年的四季度，才能够逐渐恢复到之前的长期趋势。在这一过程当中，一些中低收入区域，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及北非两个地区和北美之间的部分双边贸易流的下降非常剧烈，换句话说，疫情对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冲击更大。这些都是在分析过程中基本的情景假设。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全球贸易分析的GTAP模型，而是希望在模型得出增加值的结果之后，进一步利用全球价值链的分解模块，来观察疫情和经贸摩擦的冲击带来的增加值和价值链的变化以及一些综合性的结果。

从基本的宏观经济情况来看，单纯的中美经贸摩擦对于中美双方都会进一步降低双边的经济，而像墨西哥等地区反而是从中获益的。但是如果增加了疫情冲击之后，采用相对保守的情景进行分析，除了像英国和少数国家可能在中长期会有积极效应之外，绝大部分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接下来分三个渠道对未来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影响做了对比分析。在传统贸易的影响方面，如果只有中美经贸摩擦的话，那么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中美之间都会出现传统贸易的下降。但如果叠加全球疫情之后，会看到在中长期即2024年，国外疫情增加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甚至有可能会抵消经贸摩擦的冲击。也就是说，对于疫情之后整个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分布，尤其过去这半年多以来，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扮演的比重和角色，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有可能进一步上升。在行业层面，中美贸易摩擦在短期对于一些农业产品和大宗商品会产生负面冲击，出现疫情之后，对于几乎所有行业的传统贸易都产生剧烈影响。因为传统贸易指国家之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所以一旦没有全球合作和全球贸易体系的联通，那么所有的传统贸易都会出现剧烈下跌，其中以化石燃料最为典型。

对于简单价值链贸易，在仅有中美贸易摩擦的情况下，相比基准情景，中国的负面影响尚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反而对美国的简单价值链冲击更高；并且由于中美疫情控制的差距，美国简单价值链贸易受到的负面冲击更加严重。从行业角度看，中美贸易摩擦主要是对油料作物、农产品和被加征的商品有典型影响，而疫情则主要是对农产品、化石燃料等商品有较大影响。对于复杂价值链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下所有行业中，越是合作紧密的如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服务业的下降会更强。但总体来看，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影响远小于疫情的冲击。对于中国来说，政策情境叠加之后，简单价值链特别是复杂价值链贸易，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是在上升。换句话说，当中国率先稳定国内的生产活动之后，越是依赖价值链稳定性和供应链稳定的产业，也就是复杂价值链贸易，反而会进一步把中国作为一个安全岛而转移到中国。因此，中美经贸摩擦导致价值链更多的只能依靠国内吸收，而在叠加了贸易情境之后，中国在整个全球价值链贸易，尤其是简单和复杂价值链贸易当中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此外，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如果仅考虑中美贸易摩擦的话，全球整个生产链条的平均生产长度会出现持续性下降，会出现生产活动进一步回归到各国的传统生产中。但是叠加疫情之后，在2020年到2021年会出现一个深V形的全球生产链条长度的明显下降，接近-2.5%。到中长期2022年到2023年之后，整个全球生产链条的长度会有一个正向的转变，也就是说，通过全球网络化分工的重新调整，在疫情之后会有一个相对谨慎、乐观的全球生产体系的恢复。

三.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影响的思考

根据预测结果，相对于没有疫情和经贸摩擦的基准情景来看，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在未来对于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传统贸易当中的绝大部分行业都会出现下降；在简单价值链中，农业、运输设备等行业会出现10%以上的积极效应；而在复杂价值链贸易当中，中国会越来越深度地参与到全球分工网络中，并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思考疫情之后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整个演变，在中长期当中对于中国的影响将更加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是研究相关的几点思考。首先，在区分了跨国公司和本国公司之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布特征会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性。当前全球价值链的区域性特征更多指的是各国的本土公司，而跨国公司仍然是全球化的主要的协调者和参与者。其次，无论是在抗击疫情中，还是在疫情之后的全球产业链的重组当中，应该更为积极的通过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开展合作。此外，中国需要更为主动地参与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通过明确中国国内的产业和市场规则的运行的稳定性，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愿意参与到中国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当中来，吸引全球公司带着最好的产品、技术、服务加入中国市场，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在疫情后能够获得更好地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