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CIDEG理事刘遵义发布新书《天塌不下来：中美贸易战及未来经济关系》。近期，《四季书评》获该书出版社授权将本书部分内容整理成文。

编者注，内文所提及的“前文的各章”是指《天塌不下来》一书中的章节。文章仅代表作者立场。

“清华CIDEG”特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中美目前贸易战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并非贸易本身，而是两个国家对于经济与技术支配地位的潜在竞争。这一竞争无论是公开还是隐蔽，也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是从特朗普总统才开始，也不会随他离任而结束。”

——刘遵义

应该认识到，在当前的中美贸易战背后，两个重要的长期进程同时作用于中美经济关系。第一个关系到世界大国之间的角力，第二个则涉及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在全球，尤其是美国的兴起。

首先，中美目前贸易战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并非贸易本身，而是两个国家对于经济与技术支配地位的潜在竞争。这一竞争无论是公开还是隐蔽，也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是从特朗普总统才开始，也不会随他离任而结束。“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这两项被认为意在约束或抑制中国发展的政策，均是奥巴马总统发起（却似乎被特朗普总统放弃了）。

中美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对比乃至潜在竞争或许不可避免，然而这一竞争既可能导致消极的破坏性结局，也可能带来积极的建设性成果。例如曾提到，竞争已经让中美两国都生产出了更好更快的超级计算机。

只是必须慎重选择竞争的目标。比如中美两国为总人口数量展开竞争显然毫无意义。事实上，中国即将在2030年代中期把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地位让给印度。而在GDP总量上，中国从2000年仅相当于美国的20%提升到了2017年的约三分之二。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持续快速增长令第一大经济体不安。中国的GDP赶上美国或许只是个时间问题。凭藉更多的人口（14.2亿相比于3.27亿）和高出许多的年增长率（6%相对于3%），中国可能将在2030年代赶超美国。

不过就人均GDP而言，中国仍远远落后，2017年仅为9,137美元，不及美国（59,518美元）的六分之一。笔者的预测显示，中国的人均GDP最终接近美国的水平或许要等到21世纪末。

在核弹头数量上，笔者相信美国的总量或许比中国领先至少一到两个数量级，人均水平则更高。这不应该是中国愿意加入的竞争。为发现癌症或老年痴呆症的有效疗法而开展竞赛，对两个国家乃至全人类来说才都是值得奋斗的。

经济上的竞争已经带来了诸多抱怨，例如指责人民币汇率由于操纵而压低，美国企业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国有企业受到特殊待遇，以及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不妥等。围绕技术支配地位的竞争也让美国方面抱怨说，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强制要求技术转让，以及在网上窃取商业和工业机密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抱怨本身与贸易或关税都没有多少直接联系。但此类抱怨的积累最终让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分三轮向总值达2,500亿美元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实施新关税，发起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战。

市场进入与强制技术转让虽然有联系，其实属于不同议题。的确，中国经济可以对国际贸易和外来直接投资更加开放，但与类似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其实开放得多。例如许多外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开办了非常成功、盈利丰厚的合资企业，包括德国的宝马和大众，美国的通用和福特，以及日本的本田和丰田等。麦当劳和星巴克等快餐和咖啡店，沃尔玛等零售店在中国遍地开花。外国的金融服务企业也在中国有较大市场。日本和韩国在类似发展阶段时看不到上述情景。

中国的某些产业部门依然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主要目的是保护国内企业。但在40年的经济改革后，很多中国企业已做大做强，继续以扶持“幼稚产业”为理由提供保护变得不再合适。不过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在其他许多国家也并不罕见。例如美国不允许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的航空公司中持有超过25%的股份，日本和韩国也不允许全外资所有的汽车制造企业，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的外国合资汽车制造企业都非常少。此外，对美国的外国投资可能需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的审批，该机构有广泛的裁量权。要让中国在短期内对外国直接投资完全自由化或许也很难实现。未来的最佳做法，或许是单独制定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负面清单，清单之外的在互惠基础上给与国民待遇。近期宣布的新的大幅缩减的外国直接投资负面清单应该能发挥作用。

自2014年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设立知识产权特别法庭以来，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已有长足进步。做出了有足够程度的经济处罚。个人或企业保护自己的核心知识和核心技术，这被视为一项基本的财产权利。古代中国显然也是如此，师傅的核心技能不会传给大多数徒弟，只有他们自己的直系男性后代能继承。随着中国人开始自主创新，他们自己会要求加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日本和中国台湾在各自的早期经济发展阶段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样做得不够，但随着它们从知识产权的使用者和模仿者变成创造者，就开始积极推行知识产权保护。

既然中国人正在逐步成为创新者和发明者，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应该会逐渐改善。技术竞争既有商业上的推动，也有国家安全的考虑。个人或企业都不希望放弃或出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各个国家、企业与个人都试图保护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并不奇怪。例如，苏联是独立开发出原子弹，没有任何来自美国的帮助；中国也同样，没有依靠外国助力。法国独立发展出自己的“打击力量”，印度、巴基斯坦乃至朝鲜也都是独立发展核力量。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和航空产业等，因为或许无法从其他国家进口最好的产品。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市场，因此大多数发现人和发明人都希望在这两个国家做专利登记。双方都应该给对方的国民在申请专利中提供便利。期待两国相互承认对方授予的专利目前或许还不现实，但有可能做出安排，在一个国家的专利申请程序中，承认并接受在另一个国家提交的专利申请书面文件。这可以极大地加快专利申请程序。此外两国政府可以共同考虑，在互惠基础上降低已授予专利的续展费。

强制技术转让涉及中国方面对某些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者的要求，让它们把中国企业作为对等的合资伙伴。例如，外国汽车制造商在过去必须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才能在中国开展汽车生产业务，并且在合资企业中的股份不能超过50%。像通用汽车这样的企业或许不愿意同潜在竞争对手分享商业秘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合资公司中的技术分享是自愿性质的，外国投资者必须权衡与本地合资伙伴开展合作的利弊。无论如何，在目前的制造工艺中采用的技术或许已经走向过时了，更有价值的是尚未投入应用的下一代技术，而外国直接投资者可以把这些技术继续保留在本国的工厂和实验室里。

上述情况近来已有所改变。中国的很多产业已不再要求合资经营，对外国所有权的占比限制也已提高。例如在汽车制造业，特斯拉公司已获准在上海建立生产电动汽车的全资机构。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公司（BMW）也被允许将其在沈阳的合资企业（华晨宝马汽车公司）中的股份从50%提高至75%，为此向中方合作伙伴华晨中国汽车控股公司支付约40亿美元的对价。尽管通用汽车公司目前也可以买断上海的合资企业伙伴的股权，但该公司已表示没有这一意向。因此随着中国政府在很多产业不再要求外国直接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强制技术转让的议题基本上已经不重要了。此外，金融产业也已推出了重大的自由化措施，外国投资者可以在金融服务企业中拥有超过50%的股份，并在三年后可以开展独资经营。

网络窃密的问题则需要两国政府的共同协作，解决方案应该是对双方的犯罪人员提起严厉的诉讼。笔者认为，尽管自古以来政府支持的间谍活动就是所有强国之间的一种博弈，但当前由政府扶持的商业窃密事件应该很少发生。中国政府并不容忍对知识产权以及任何其他财物的盗窃，自身也未参与网络窃密。这点从设立管辖全国的知识产权特别法庭，就能明确看出来。可是我们不能排除私人或企业参与和支持的独立人员从事的网络窃密。对此直接了当的解决方案是让受害人提供可靠的证据，对过错方提出正式指控，要求中国政府协助开展调查。即便涉及国有企业，这类指控也应该坚持调查下去，找出违法者并提交起诉。

只要存在技术竞争和国家安全方面的顾虑，高技术产品及技术本身的贸易（包括高技术企业的跨境投资在内）就可能继续面临争议。美国政府不鼓励在美国使用华为公司的服务器和手机，中国政府认为采用美国的高技术产品风险过高，是出于同样的国家安全的理由。有趣的是，包括苹果手机在内的移动电话目前没有被纳入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的新关税的目录。这一潜在的相互对峙可能导致两国内部的隐蔽或公开的保护行为，被各自的国内垄断厂商所利用。但同时也可能鼓励和刺激本土技术开发。旨在提升产业价值链地位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看起来愈发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在美国及世界各国泛起，同样会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及移民）带来显着影响。这些情绪不是特朗普总统所创造的，但被他极大地挖掘和利用。问题的根源在于，虽然经济全球化（和创新）给世界各国都带来了好处，中国和美国亦不例外，但每个国家内部的经济收益并没有被普遍分享，导致了不同的赢家和输家。从原则上说，有足够的整体收益可供分享，没有人必然受损，可是自由市场本身无法也不会实现这一结果。所以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甚至四十年里，有些人被抛在后面，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每个国家的收入分配都变得更加不平等，部分原因是发达经济体的各家中央银行造成的极低的利率。受损者认为政府和精英阶层辜负了自己，急于尝试其他出路，而且不计好坏。很容易把责任归咎于全球化或者说外国人，变成孤立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因此，安抚好本能和天然地反对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国内受损者，是每个国家的政府的责任。

什么才是“公平”的贸易

什么样的贸易才是公平的？比较优势理论表明，贸易伙伴国双方在总体上都能从贸易中获益，但并未说明贸易利益在两国间会如何分配。收益分配的相对格局取决于各自的初始位置、比较优势和相对的市场支配力。至于公平的程度，还没有普遍接受的简单指标或者标尺，依然是个主观性的概念。

一种可能的“公平”概念是双边贸易差额为零，但这样的概念没有多大经济意义。例如，这种概念要求沙特阿拉伯那样的重要石油出口国同其他每个无论大小的国家都实现贸易平衡。另一种可能的概念是同全球的贸易差额为零，这看似非常公平，但实际上会剥夺美国通过为世界提供国际交易媒介而获取铸币税的机遇。美国对全球其他国家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可以用美元或美元面值的债券来支付多余的进口，而美元和债券都能够较为随意地印刷。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则愿意持有美元和美国债券，作为官方外汇储备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如果美国不对全球维持贸易逆差，则不会有充裕的美元流动性（即国际货币）来支持全世界的国际交易。因此，美国供应广泛接受的国际交易媒介，是给全世界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有价值的服务。当然美国维持同全球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的能力，也可以被看成它的一种优势，而非劣势。其基本含义是，只要世界其他国家愿意无限度地持有美元和美国债券，美国就可以用几乎无限的信用来买入货品。

还有一种公平概念是，对所有贸易伙伴国应该同等对待，如收取同样的价格，执行同样的关税和配额等，消除歧视性待遇。但在实践中，由于存在各种形式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歧视性待遇基本上无处不在。

中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通过经济开放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贸易国。超过八亿中国人在过去四十年里摆脱了贫困。如果中国没有在1978年决定推行改革开放，这些都不会发生。美国或许认为中国的获益远超过自己，因此结果“不公平”。但部分中国人也感觉，由于中国对全球的许多出口商品其实是由外资或合资企业生产，其中很多还有美国公司的专利，把贸易顺差的收益算在中国头上也不公平。中国方面的另一个抱怨是，某些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含量太低，本书已做过讨论。不管怎样，要量化和比较每个国家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是很难的，尤其是因为各国感受到的收益和成本可能各不相同。即便可以测算，也没有充分的经济理由认为各贸易伙伴国的收益应该都相同，以及如何分配收益才算更为“公平”。

最后还应该认识到，市场本身不关注“公平”。有意向的买家和卖家之间以市场价格达成的任何自愿的非胁迫交易，都可以并且应该看做“公平”交易。

还有，任何人抱有“我们不同于他们”这种情感，都是自然而本能的现象。大多数人认为所有的交易都是零和性质，即“他们拿得多，我们就拿得少，反过来也同样”。因此对许多人来说，两国之间的自愿贸易是对双方均有利的双赢，这一事实出乎意料。不幸的是大多数人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现保护主义是双输的建议。最终的解决方案必须依靠每个国家内部的某种形式的再分配，通过对赢家的税收来补偿输家，实现所有人共赢。

特朗普总统也认为所有交易都是零和性质 —某个国家的所得必然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损失。另外，他希望改变现有贸易收益在美国同伙伴国之间的分配格局。他认为，通过与每个国家的双边谈判，并借助美国的市场规模和谈判能力（包括所有国家必须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媒介这一现实），美国可以得到大为改善的贸易协议。特朗普总统希望改变美国同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分配格局，并以为这更适合在双边而非多边背景下实现。

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6月10日，习主席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中首次提出，以“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指引中美未来双边关系的新框架。其主要含义如下：

第一，中美两国都应该维持同对方的密切对话，避免冲突或对抗。

第二，中美两国都应该把对方作为对等伙伴并相互尊重，包括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第三，中美两国都应该致力于互利合作，发展双赢的关系，促进共同的利益。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之前称为“和平崛起”）政策的延续。其目标是在中国继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避免同美国的冲突或对抗，卷入冷战或热战。

这种基于真正对等的互利、合作和尊重的友好关系，对于全世界和中美两国都是全新的。为促进这种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对现有的中美关系做出调整，因为到目前为止，双边关系的构建并不是完全按照这一模式。美国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的过程中提供了指引，充当了经济发展的模板。美国自20世纪早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大国，被所有国家承认。中国虽然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就位列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却只是在最近才成为主要的角色。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中美两国对彼此的礼遇和尊重不仅是出于友好关系，还应作为对等的强国。

当中国刚启动改革开放时，对几乎所有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都非常欢迎。创造外汇是当时所有地方官员的主要任务之一，他们的个人工作业绩取决于各自创造的实际GDP、就业以及外汇的数量。在一段时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占中国经济的国内固定投资总额的近20%。当时所有来访的重要外国商人都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的隆重接待，因为他们被视为潜在的直接投资者。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距今10至15年之前，若干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会在北京惯例式地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或政府总理的亲自接见，其中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汇丰银行（HSBC）和IBM公司等。而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GDP总量和人均GDP提升，国内制造业的规模和水平进步，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重要性逐渐下降。2017年，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国内固定投资总额中的占比下降到1.4%之下，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为全球之冠。无论从宏观经济或国际收支的角度看，外国直接投资已不具有重要性，但仍应该受到欢迎，因为它能带来中国所欠缺的技术、新商业模式和市场进入机遇。中国已逐步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越来越多的直接投资者希望把产品留在中国销售，而非用于出口。

如今的外国公司高管很少能见到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不光是美国的企业巨头，所有外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企业也如此。这反映着中国的关注点的转移，以及中国政府与外国直接投资者的相互谈判地位的变化，中方能够比以前更为强硬。1978年人均实际GDP只有383美元的中国，愿意给出的条件显然与人均实际GDP达到9,137美元（2017年价格）时大不相同。双方出现某些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应该是合理的。这不仅是在企业之间的谈判中，也适用于政府之间的磋商。

此外，中美双方实际上都不知道该如何以对等伙伴来面对另一个国家，它们都缺乏把友好国家当做真正的对等伙伴的经验。中国在历史上要么把其他所有国家都视作藩属，尤其是在富强时期，要么对更强大的外国低头，例如在1840–1949年受制于西方国家，从19世纪末到抗日战争受日本欺压。美国在19世纪基本上没有卷入世界舞台，只是宣布和推行了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有效防止了欧洲国家继续在西半球推行殖民化。美国显然在南北美洲都没有对等伙伴。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成了英国、法国及其他西欧国家的拯救者，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则是战胜国，并一度成为占领者。美国是北约组织的支柱，在1945–1989年保护西欧免受苏联的威胁，以及对抗之后的俄罗斯。美国还在日本和韩国驻军，协助提供防卫，包括核保护伞。美国把所有这些国家视作友邦，但从根本上并不将任何一个作为对等伙伴。它们可以结为盟友，但并非对等的伙伴。过去的苏联倒是被美国当成同级别的对手，但它们并不友好，而是敌对状态。

中国和美国也都认为各自具有特殊性，世界其他国家都适用的传统规则对它们并不合适。美国于1971年单方面撤出各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这样的例子。美国经常拖欠联合国的会费，有次甚至长达20年。近来，美国在撤出伊朗核问题协议后，威胁对继续同伊朗开展贸易的外国公司施加制裁，则是新的案例。中国则拒绝接受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问题的裁决，依据是“该法庭的大量错误使其裁决无效”。然而在未来，中美双方都必须学习将彼此作为平等的伙伴，尊重和接受双方的不同。特别是，它们必须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接受彼此有自己的特殊性。例如，实现台湾的统一是中国复兴的中心任务，鼓励台湾独立的任何行动必然触及中国的红线。类似的是，拉丁美洲将依然是美国独享的后院。中国还希望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不给其他国家造成任何伤害，但也希望这一权利能得到尊重。

然而正如前文的各章所分析的那样，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和美国在许多方面并不旗鼓相当。虽然中国的实际GDP总量可能在15年左右超过美国，人均实际GDP至少在21世纪末以前仍会落后。中国在科技领域会继续落后美国至少20年，军事实力将足以形成遏制，但在很长时间里并不能威胁到美国。即便双方不是真正对等，中国也希望能够以平等的朋友和伙伴的礼遇得到对待。或许在未来，中国将真正以对等地位受到美国的平等对待，但目前要把中国和美国说成两国集团（G2）还为时尚早。

中美两国并非注定要成为仇敌，中国并没有任何统治世界的企图。凭藉庞大的人口，中国的实际GDP最终超越美国不可避免。但仅此不能成为爆发战争的理由。中美两国在未来是成为朋友还是对手取决于双方的意愿，这些意愿是可以自我实现的。如果双方都认为可以成为朋友，并相向而行，则可以结成友谊。如果双方都认为将成为敌手，并就此行动，则会转为仇敌。因此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必须慎重处理各自的意愿，构建民众之间的友谊与互信。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撰写过中美战争不可避免的分析。随着新崛起的强国挑战老牌强国的统治地位，后者可能以武力做出回应。他把这种不可避免称作“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源自修昔底德的《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然而中美之间的战争远非不可避免。这是因为，那样的战争不但可能摧毁中国，也会让美国的一到两个主要城市及大量居民面临灭顶之灾，不会有真正的赢家，而是完全疯狂的行为。美国显然有更强的军事实力，有能力发动第一波打击。因此中国必须随时维持最低水平的威慑力量，以阻吓那样的恶意袭击。当然更为重要和有效的做法，则是加深彼此之间的经济依存，让战争变成完全不可想像的选择。

作者简介

刘遵义：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经济学博士。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2004年至2010年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CIDEG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