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教授，CIDEG学术委员白重恩出席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简称SAGE）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并发表主题演讲，认为“特惠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特殊作用。

“清华CIDEG”特将演讲原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这次举行的是一场关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会的会议。之所以有这个主题，一个前提是我们都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会起到一定作用，到底起到什么作用？

政府可以起正面作用，有时政府也会起负面作用，那我们怎么保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这其中就有很多解释。

改善制度性基础设施不能一蹴而就

我们认为基础设施有两类，一类是物质性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基础设施投资，道路、机场、铁路等铁公基，另一类则是制度性基础设施。

他们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如果中央对地方政府有一定激励，地方政府就会做一些事，比如，吸引一些资本这样可移动的资源。

怎么吸引这些资源呢？一个方法是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情况改善，对投资者更加有利，就会把资本吸引到地方来投资，接着吸引劳动力过来。

我觉得这个解释非常重要。因为有激励，地方政府已经做了很多改善基础设施的事。

特别是在过去40年，地方政府为改善制度性基础设施做了很大努力。但改善制度性基础设施，要比建设物质性基础设施难得多，不是一蹴而就就可以完成，甚至不是40年就可以完成。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位外商投资者要在中国建一个项目，为做这个项目，需要成立一个项目公司。在项目做完后，他需要把公司注销以便拿回利润。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外商投资所得回报可以带到国外。但因为资本管制的存在，这位投资者仍需具备一些条件才能把钱拿出去。

其实条件非常简单：一是证明纳税，二是拿着纳税证明到银行兑换货币并提取。

以前中国既有国税局又有地税局。地税局提供了原件，国税局要求办理者必须留下地税局的原件，才能提供国税局证明原件。但银行必须要看到两个税局证明的原件，才能放钱。

这样一来，事情似乎办不成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规章制度由不同部门来制定，企业每天遇到大量这样的问题，发现制度之间是打架的。这里面没有原则性问题，只是程序上有一点难度，找一个朋友说一下就解决了。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大量地发生。

由此看来，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软的基础设施还是不完善的。想要把它一天之内做成一个完善的软制度体系，是不可能的。

“特惠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特殊作用

这个过程中我们该怎么办？很多地方政府愿意解决这些困难。几个制度打架，政府出来做一个安排，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

为什么地方政府愿意解决这些困难？为什么官员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可能是来自激励。

这个激励来自于哪呢？我觉得可以来自多方面，一个方面对当地GDP的考核，当他帮企业解决这些问题，当地经济好了，他的经济考核就会好看一点。也有一种情况，真是出于一种情怀：要把当地某一个产业做起来。

但无论上面哪种情况，都会有好恶。有好恶就不是普惠的，而是针对某些企业提供的帮助。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特惠模式”。

虽然建立普惠的营商环境最为理想，但在漫长的过渡期中，“特惠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和其他国家谈判，其他国家要求我们所有事按照规矩来做，不要有特例，不要有特惠。

在制度不尽完善，各部门间规章甚至互相冲突的情况下，政府在处理政商关系时经常面临两难选择：按部就班，或不利经济发展；给与特惠，则有违公平原则。

如果在这个时候，把地方一个案例一个案例解决的能力与主动性拿掉，加以限制，要求所有案例都按规矩来做，我们经济还能发展吗？

在经济学里面，我们有一种说法：有时找不到最佳方案，不妨退而求其次。当我们过于追求完美，反而丧失了退而求其次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