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国一系列重大原创性科技研发取得突破,但部分关键产业的核心关键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很多关键的零部件、元器材和关键材料方面自给率还不够高,所以要进一步加强我国原创性、重大基础性研究的投入,从而保证国家的产业安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CIDEG学术委员陈劲在《中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全文如下。
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2.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5%;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23%,创历史新高。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我国的创新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跃升至第14位,有了很大的提升。从创新产出的视角来看,我国的专利授权规模和国际论文发表数量都已经位列世界前列,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我国一系列重大原创性科技研发取得突破:“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嫦娥四号”首次登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奋斗者”号完成万米载人深潜,C919首飞成功,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悬浮试验样车下线,悟空、墨子、碳卫星等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5G成功商用这些成果说明了我国的工 程技术创新过程已形成了一些原创性的突破。但是我国科技创新还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关键产业的核心关键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很多关键的零部件、元器材和关键材料方面自给率还不够高,所以要进一步加强我国原创性、重大基础性研究的投入,从而保证国家的产业安全。
为什么会存在产业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卡脖子技术问题威胁产业安全,是近年来重大科技研发创新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整体上,卡脖子是指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和其他国家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而且技术差距短期内还很难被缩小,一旦国际贸易中出现对该技术进出口贸易的封锁,那么该核心技术就会成为一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从技术差距、核心技术的关键程度和国家安全性角度来说,需要进一步关注与发达国家是否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是否存在产业发展中的核心关键技术供给不足的问题,是否满足产业安全性的问题。除了这些问题外,从更积极角度来说,在我国科技企业里、在全球创新链和全球价值链里,要形成我们的“长板”技术 ,实现技术水平的反超,这也是围绕卡脖子技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产业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的产生原因有四:
第一是底线思维不够。总体而言,要增加综合思维,面向国家需求开展科研工作,增加底线意识和风险意识。长期以来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比较依赖于全球国际化,对核心技术的拥有抱有侥幸心理,底线意识和风险意识不足,对很多产业的安全性关注不够,带来了严重隐患,需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加以解决。中国已于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科技强国建设,其路径要逐步转为需求导向的科技创新,加速向 “以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供给路径为主,以需求引致的路径为辅的新型双引擎整合式创新强国路径”转型,这就需要高度关注基础研究和产业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问题。
第二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其中,央企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掌握了丰富的科技资源,但是其内部创新激励体制还不够完善,对外创新辐射的引领性有限。民营企业过于重视市场化,对核心技术的关注度也不够高,长期来说也是对卡脖子问题、对核心技术关注不足,需要加快解决。所以要加快央企、民企建设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甚至是世界一流的创新企业的步伐。
第三是产学研协同和企业融通发展还不够。首先要加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提出要推动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发展。目前产学研协同和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的效果还不够好,主要原因是产学研间和大中小企业间的信息流通不畅,这就为进一步开发“产业创新大脑”提出重大需求。
第四是支撑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需要提升。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高端复合型人才不足,我国研发人员比例虽然不断攀升,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低,所以还需提高研发人员的总量。二是从研发人员素质方面,还要加快培养高端的复合型人才,才能真正破解我国科技创新的短板问题。科技金融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快,必须有创新优化的金融体系予以支撑。加快创新发展根本上就是强调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的协同共生,共同推动产业革命。这就要进一步加快人才和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
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需要的战略视野
习总书记在2013年就已经指出,在国际上没有核心技术的优势就没有政策上的优势,所以在卡脖子问题方面要下大功夫。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里,习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它安全。
为此,一是要解决考核机制的战略视野问题。以前我们的发展思路是开放、是经济国际化。那么这次强烈呼吁,要从开放转向底线开放思维,基于底线安全思维来完善关键核心技术的常态化评估预警机制和监控网络, 从而有效评估与识别涉及国家重大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政治安全的“卡脖子”技术,在逆全球化与后疫情时代,需要进一步强化“安全畅通”的全新战略理念, 建立重大危机如技术封锁和经济打压等发生后的科技攻关的指挥保障及补偿机制,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竞争中化解系统性风险能力,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乃至产品链的安全性与畅通性。
在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深入演化的背景下,要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对科技攻关指挥与保障的数字化赋能效应,从而不断提升应对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及外向型开放式创新过程中的科技安全的风险预测、识别、响应与处理能力,确保我国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竞争中的科技安全。
二是要逐步走向基于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模式。要把全面自主创新战略放在各类创新战略视野全局的核心位置。当然全面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需要从政府和市场主体两个方面进行双轮驱动,尤其是“卡脖子”技术问题的攻克,离不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支撑。政府层面需要做到的是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和投入,政府扮演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作用,确保“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研究知识供给,当然也包括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问题。
微观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市场的主体特别是企业要摆脱长期依赖外部技术的发展模式,要坚持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平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参与程度的动态平衡,以全新的平衡式自主创新战略,特别是摆出完全开放的发展思路,一种新的非对称的战略思维来赶超培育内生式创新能力,这一点也非常关键。
解决“卡脖子”技术 问题需要的路径设计
我们要高度重视战略定位,也要重视路径的科学安排。
第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特别是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加强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同时也要进一步考虑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建设问题,特别是让企业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建设问题,推动企业、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布局。所以,下一步要进行整体规划,以系统思维进行“卡脖子”问题的整体设计和统筹谋划,要集中力量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做到全国一盘 棋。要关注各种制度的联动问题,要破解各种主体,包括政策主体衔接不够的问题。重点针对卡脖子问题,要区别传统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甚至是未来产业的要求。对不同类型产业,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识别要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按照产业类型来进行分类管理,按政策的设计空间方面,加强宏观战略规划和微观配套,支持制度机制间的协同。最后,要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作用,特别是进一步理清政府和市场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作用边界,围绕关键核心技术要素的供给,加强政府政策供给以及市场自动调节机制的协同配合。
第二,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国家创新体系。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国家科技创新资源的统筹协调,形成各主体、各环节的有机互动,形成高效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首先要加强系统设计,加强战略规划,根据国家的战略需求,确定和调整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确保我国科技创新的主动性和产业发展的安全,要系统布局一批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符合国家长远和未来的技术攻坚任务。特别是进一步规划各产业、各区域的创新布局,形成创新链条的贯通,打造高端、协同创新的区域体系。根据大数据的系统分析,要制定卡脖子技术问题的攻关路线图,要进行科学的引导和分级推进,直到事情解决,主动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快产学研协同的过程,特别是解决产学研合作过程信息不畅的问题。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知识管理,进一步形成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的强大合力。
第三,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科技安全的预警监测系统。国家要统筹,包括各部门要联合建立产业科技安全的运行监测体系。要加快研发产业科技安全的预警监测平台和共性技术开发平台。建立国家主导、跨区域联动、分布式的产业科技安全预警监测模式,和基于分布式资源共享、数据直报、风险评估、决策协同的预警监测平台,特别是加强数字化智能水平,面向科技决策的管理部门,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提升企业、产业发展的预警监测自动化水平,提高信息的自动化供给水平。开展相关信息和知识的智能服务,面向产学研合作体,开发创新需求自动化生成技术的服务平台,要发展人力资本和智能决策相互融通的决策支持体系和能力。这是关键的一点,具体是要统筹建立国家科技创新突破。要基于预警监测平台,梳理优势技术和卡脖子技术,建立重点企业和上下游核心关联企业清单,产学研关键单位清单、联合攻关任务清单,通过清单的获取来加强对产业安全、产业卡脖子技术问题的动态研判,精准分析和分级管理。
第四,要进一步发挥企业在产业核心技术供给方面的核心作用。一是要突出央企的引领作用,引导央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创新企业。加快央企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实现相关产业、相关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作为央企,首先要进一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发挥央企的技术优势,以央企为龙头,联合其他企业、其他创新主体协同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问题。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增加创新动力,特别是对央企考核,要进一步加强对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能力建设,对卡脖子技术问题破解的一些定量定性指标,引导央企重点关注解决卡脖子问题以及相关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也特别期待央企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研发支出结构,一方面央企要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提升总量规模;另一方面是优化结构,部分央企要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央企的创新能力达到迅速的提升。此外,还要激发央企领导人的企业家精神,培养战略型企业家。特别呼吁央企的领导要进一步具有战略思维,能够精准把握创新的规律和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能够前瞻性、战略性地识别关键技术,规划企业未来科技的技术发展路径和蓝图。
二是要加强民营企业对创新的进一步贡献。要推动民营企业对产业创新能力建设的重大贡献。增强民营企业在卡脖子攻关任务中的竞争力,增加其参与意愿,提高参与程度,同时也希望通过民营企业带动其他的企业联合攻关,形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集群。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建立产业链和创业链创新链的高度融合,形成卡脖子技术问题突破的共同体建设。
三是除了要提升企业主体本身,还要加快产业技术创新规划建设,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卡脖子技术跃迁发展技术路线图及发展规划,加强以卡脖子技术研发为目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除了产学研之外,另一方面还要强调以企业为主体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在该平台上实现资源共享、利益分享的协同机制。期待央企或是重要的民营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来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把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和龙头企业结合在一起,最后形成十四五期间产业创新的新格局。在融通过程中也要进一步关注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问题,发挥体制机制优势,不断去有效探寻关键核心技术的迫切问题。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形成一个揭榜挂帅的机制,来激发全社会创新的活力。这些就是摆脱以前科技创新项目管理和成果整合的问题,通过市场机制、开放机制、竞争机制,实现全社会活力参与创新的机制建设。
第五,要形成有利于解决卡脖子技术的社会支撑环境。一是要加强高素质人才的资源供应,要加强产学研合作的力度,特别是构建产学研合作教育平台,为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人力资源发展提出多元化的渠道,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二是要建立创新友好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科技金融,特别是金融体系对科技创新的有效支撑。要依托产业路径图、产业图谱、技术图谱,建立分级的清单,对于事关战略主动和产业安全底线的关键核心技术进行更精准、力度更大的专业金融、专项资金计划。三是要加大对各省、各地区的产业技术的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要提高知识创新的服务能力,要鼓励支持和协调产业执行和各高校院所建立更高水平的产学研协同网络。我国产学研、大中小企业合作的主要问题就是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要搭建一个产学研合作的信息平台,提供相关的科研需求和科研工具的有效配置。推动产业集群中的共性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推动知识产权服务能力的建设问题,建立产业集群知识产权服务机制,推动集群内知识产权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能力问题。可以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有效实施我国产业知识产权的精准化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