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中美贸易战与“中国制造2025”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302会议室举行。斯坦福大学教授、CIDEG理事星岳雄（Takeo Hoshi）、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CIDEG学术委员査道炯，清华公管学院副教授、CIDEG副主任陈玲，清华公管学院助理教授、CIDEG主任助理赵静等多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出席了本次关于“中美贸易战”与“中国制造2025”研讨会。会议围绕“中美贸易战”的演进阶段、特点、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对“中国制造2025”的系列政策能否真正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等问题，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首先，会议主要围绕“中美贸易战”展开，星岳雄教授以日美贸易战的历史经验及其与中美贸易战现状对比为主题进行发言。他指出，回顾日美贸易战的演进阶段，双方曾经历从关税调整到贸易政策的出台（如列入不公平贸易伙伴名单等），再到协商达成一致性框架，并在框架内就具体领域逐次谈判的过程。其中，1989年达成的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SII）尤为重要，该协议聚焦于日本过度储蓄、房价高昂、企业组织、专利权保护及美国储蓄过低、缺乏出口鼓励等结构问题和行业特定问题的解决。而现在，中国正处于关税和贸易政策的对抗阶段，从经济结构上看中国“以牙还牙”的策略无法执行到底。

其次，对比两次贸易战的特点，二者具有较多共同点。第一，两次贸易战均为美国聚焦于双边贸易冲突，而非在多边框架中进行；第二，贸易战中都存在汇率操纵的迹象；第三，两次贸易战都源于美国工业的抗议且都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争端。二者亦存在很大差异，主要在于中国试图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采取了以牙还牙的策略，且在中美贸易战中不存在军事安全同盟。最后，星岳雄教授总结道，以日本经验作为对比，目前的中美贸易战本质上与贸易赤字、贸易政策无关，而在于国家本身的比较优势和经济结构。在过去的日美贸易战中，美国的压力和部分技术封锁，促进了日本政府经济干预模式的转变和知识产权保护。现阶段，中美应积极推动双方从贸易战走向框架性共识，并以贸易争端的压力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变。

在讨论环节中，德地立人补充道日本的经济下滑也是美国贸易政策缓和的原因之一。査道炯教授则针对贸易战的现象，提出了国际政治视野下的不同观点。他认为中国最先采取的措施恰恰与日本相同，汪洋与刘鹤均采取了相同的官僚理念与贸易问题解决模式，但面对不同的美国政府，协商能达成的效果及具体做法都无从得知。而其根本性的策略性错误是，中国过于关注表面现象，未能直面利益集团冲突的本质问题，单纯将错误归咎于特朗普总统，忽略了最应该注意的美国商业利益共同体（American business community），即实际上需要贸易战的美国贸易和商业利益集团。此外，中国的专利与法律体系与美国完全不同，中国在专利案件上的判决仅支持中国企业并非依据国际专利法，而美国专利法在中国完全不能对话，既然双方不能在同一层次对话，就只能通过贸易战解决。而在贸易争端激烈化之后，其中混合了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一些复杂的因素。

随后，会议讨论了“中国制造2025”的系列政策能否真正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与会学者认为可从现有部分定量研究中发现：目前主要的创新投资更倾向给予具有政治联系的公司，这一因素的影响甚至超过国有属性。在控制上述影响的条件下，受到补贴的公司确实有更多的专利，但这些专利更多是在引进新产品方面（特别是从国外引进），而很少具有国际专利；同时，在控制政治联系、国有属性影响的条件下，受到补贴的企业与未受到补贴的企业在产量、市场份额、盈利方面并无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