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7年11月23日, 中国能源模型论坛第8期技术研讨会——波恩气候大会与应对气候变化未来趋势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办。研讨会由美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建宇主持，国家发改委气候司陆新明副司长，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何建坤教授、环境学院王灿教授、3E研究院段茂盛教授，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熊小平副研究员等五位嘉宾出席，共同讨论了参与波恩气候大会的感想，展示了本次气候大会取得的成果，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趋势。

现场回顾：

图为研讨会现场

陆新明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

今年的气候大会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召开的。《巴黎协定》是2015年达成的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规，是个框架性的安排，具体怎么实施，需要各种实施细则的谈判。今年的谈判对实现在2018年的第24次大会上完成实施细则的谈判非常关键。另一方面，随着《巴黎协定》的达成，我们可以以2020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点主要是围绕《公约》，特别是《京都议定书》开展。很多应对气候变化的安排都是自上而下的，对一些强制性的减排义务，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责任，但是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的支持下来进行的。第二个阶段则主要是围绕《公约》和《巴黎协定》来实施，这个时候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安排是自下而上的，所有的贡献由国家自主决定。今年应该是进入了第一个阶段的盘点期、收官期，其总结和回顾对下个阶段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时候召开COP23大会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感觉这次大会主要达成了三个方面的成果：

第一个，对《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取得了进展，这个进展是中国政府提出来的，今年《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要做加法的理念得到了大会的认可，大会基本形成了一个全面的、均衡的、一揽子的《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相关的二轮的草案，或者一个二轮的大纲，这是大会的第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在网上可以看得到，大概是附件上的266页。

第二个方面的成果，是对2018年的促进性对话做了一个安排。

第三个方面的成果，也是此次COP会最重大的成果，是由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要加强、加速2020年前承诺和行动的诉求，在这次COP大会得到了重视，最后大会也对这个诉求给与了一个很好的安排。另外，我也想与大家分享本次大会的几个特点。首先，发展中国家空前地团结，大家围绕要加快2020年前的承诺和行动，在这样一个议题方面，大家是高度地团结，形成了统一的立场，应该来讲为这一次大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大会之所以取得成功，发达国家也表示了很大的灵活性和建设性。在全球现在这样一个大的气候治理的环境下，大家希望这一次的COP会不要失败，达成共识，应该共同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这个方面，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有共同的意愿。

第三个，虽然特朗普政府有对《巴黎协定》有不一样的看法，这也是美国代表团第一次没有美国角，美国谈判的代表团虽然级别和人数有所减少，但是它的核心还在，像潘星，苏珊，布隆伯格等等谈判团的关键人物都来了，主流的谈判人员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应该来讲也在这次谈判会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图：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陆新明现场发言

何建坤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原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中国能源模型论坛项目学术委员会主席

我觉得这次波恩气候大会，虽然不像巴黎的时候那样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会议对于《巴黎协定》的落实和实施是至关重要的。这次大会决定了能不能够全面地和均衡地落实和实施《巴黎协定》，对未来的气候变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之后，大家有很大的担忧，是否会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合作行动，是否引起其他国家仿效，是否影响其他发达国家出资的意愿和力度等等。但从波恩气候大会来看，我觉得美国退出之后的影响有限。大会氛围积极向上，积极推动《巴黎协定》落实，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这样一个广泛的共识，采取了积极行动，没有因为美国的退出影响大家的信心和前进的步伐。

第二，大家在波恩气候大会当中，开始展现了一个相互合作的态度。刚才陆司长也特别谈到，发展中国家空前团结，在重大的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而发达国家也展现了比较灵活的态度。或者说大家都是以建设性的姿态进行谈判，所以说对落实《巴黎协定》的谈判进程应该说大家还是比较满意的。

另外一个方面，尽管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刚才陆司长也介绍了，它的很多的前政要、社会名人、各个州的州长、市长，在波恩气候大会纷纷表态，有38个州表示虽然中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但是这些州还是承认《巴黎协定》，履行应该履行的义务，整个的气氛还是一个推进《巴黎协定》合作的进程。

同时，我们也看到，从波恩气候大会来看，中国代表团的影响力和能力是日益地显著加强。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当中和气候治理当中，领导力应该说也越来越强。而且，各国大部分都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发挥领导力。

第三点就是大家在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过程当中越来越比较务实，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会后、会下、会上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走上一个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既要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又要减缓碳的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要把发展和减排在同一个框架之下来考虑。

现在，大家都很看重中国的经验，2018年要进行促进性对话，届时大家要以讲故事的方式讲一讲，你过去是怎么做的，有哪些经验，有哪些困扰，将来如何走上低碳发展的路径。如果中国能够很好地总结经验，能够为世界解决气候和发展协调的问题，能够提出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方案，这可能将是我们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引领力的重要领域，是以实际行动展现出我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

图：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现场发言

王灿  清华大学教授，环境学院环境规划与管理系主任，技术转让议题77+中国协调员，原TEC委员、CTCN咨询理事会成员

技术转让是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里面的一个常设性的议题，从1992年有《公约》以来就有这样一个议题，应对气候变化，最终还是要靠科学技术的支持，才能够把雄心勃勃的政治目标得以实现、落实，这是有共识的。有分歧的就是怎么样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转让？如何有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使得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能够用上先进的技术，能够在实现发展的同时，实现低碳发展？

这么几年下来，确实让我有切身的体会，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让我体会到了中国在国际的治理的舞台上逐渐地发挥着由参与者到贡献者、到引领者这样一个作用转变的过程。2009年谈《哥本哈根协定》的时候，发展中国家也是很团结的，有一致的立场，在哥本哈根没有形成大会的决议，之后在坎昆逐渐地把哥本哈根里面大家有共识的东西逐渐捡回来。我从2012年开始，2012、2013年谈了几年，作为77+的本议题协调员，促进各国形成共同的立场，我感到很自豪。我的感觉是中国在利用科技促进发展、促进转型的过程中有很好的经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逐渐地发挥贡献者和引领者的作用的原因。我想这里面是两个层面的作用：一个是在谈判中贡献中国的经验和想法，我们遇到一些有困难的焦灼的问题，会援引一些中国的看法，包括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合作，从而找到解决的方案。另一方面，就是协调，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的利益诉求，对利用资金和技术支持方面会表现得更加坚决一些，这种坚决在一些具体的操作层面的谈判的时候，有可能会需要展现一些灵活性，一起往前走。这个时候我们的作用要做一些协调，既要跟发达国家去阐述我们合理的建议、合理的要求，也要跟发展中国家去讨论、商量一些更有效的一些谈判的策略。

现在在《巴黎协定》里面制定了一个各国自主贡献自下而上的框架，关于技术转让这个议题，更加强调了全球的技术合作，从原来单向的偏政治性的议题，转向更加务实的、有更多的合作、能够看到更多行动的方向。在这个方向转变之后，或者说转变的过程中，也确实是我也感受到了大家对中国的一个关注。包括中国的南南合作，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这些都会在谈判的过程中以不同形式得到体现。

但是总体上我们还是希望在《公约》的进程里头，尽量地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团结，能够促成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的技术，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范围来在全世界得到扩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必然是可以发挥好的作用的。

图：清华大学教授、环境学院环境规划与管理系主任王灿发言

段茂盛  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碳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成员、前任主席

今天我们谈的市场机制《巴黎协定》第6条里面有两个市场机制，已经和我们当年在《京都议定书》下谈的清洁发展机制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以前的时候清洁发展机制的时候，我们就是买家，就是卖指标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在《巴黎协定》下，当然取决于你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机制，你既可以做传统意义上的卖家，你还可以作为买家去买一些指标，这是市场机制。

我觉得第六条市场机制这个议题，其实是整个《巴黎协定》下它的实施细则，相关议题的一个缩影。当年的《巴黎协定》刚开完会大概一个星期，我们坐到一起开会的时候，我当时就讲一个观点，大家觉得《巴黎协定》很好，大家现在只是看到了它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当然很好。其实它为什么能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大会？大家的矛盾那么尖锐，为什么它还能比较成功？其实它是回避了很多问题，巴黎协定》里面很多描述是模棱两可的描述，你站在你的角度这么解释也可以，他站在他的角度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这就带来了今天为什么我们有200多页的文件，为什么有200多页的文件？就是因为当年它的表述是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回避了很多矛盾，导致今天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既然讲市场机制，我就举一个例子，我刚才讲了我们一个调整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发达国家也认为说这个调整肯定是要发生的，我们叫做6.2条松散的市场机制，还有6.4条集中管理的市场机制，无论哪一个，调整是一定要发生的，一定要体现在你的排放清单上，或者指标任务上，一定要反映上去，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不同意这个观点，这个可能会影响明年规则的制定。

图：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碳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段茂盛现场发言

熊小平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这次参加的主要是在中国角的碳市场的一部分活动，有几点感想。

第一点，通过参加关于碳市场的边会，感到国际社会对碳交易这个事情热情还在。比如欧盟介绍2020—2030年这个第四阶段，未来减排的年下降速率比之前要提高，对碳市场还是赋予比较高的期望。其他的市场，包括美国加州的市场，他们也要通过立法，把碳市场从2020年进一步延到2030年。另外还有世行提出了两个双计划，2020年前把碳市场覆盖的碳排放量再增长一倍，下个十年再提高一倍，从现在的占3%，2020年占到25%、26%左右，未来还要提高到50%，这还是一个很高的期望的。大家对碳的热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低碳发展的一个期望。

第二点，中国的碳市场还是很受到各级社会的关注。换句话说，中国的碳市场有潜在的重大国际影响力，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此次碳市场边会的出席人员机构众多，专家云集，大家的共识是未来中国的碳市场是一个全球最大区域的碳市场，影响还是比较大，我们知道欧盟的碳市场也就是大概覆盖20亿吨左右吧，中国一个电力行业则接近40亿吨的二氧化碳覆盖面。另一方面，其他国家想发展碳市场，因为鉴于欧盟的经验，国际社会很想知道中国的经验在哪里，所以说中国的市场我觉得受到各方的关注。

从这点上我有一点小小的思考，从碳市场来说，中国受到关注，中国未来有可能在这一块，碳市场对中国来说，中国可能会是一张很好的牌，未来就看怎么打好这张牌了。

图：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熊小平现场发言

 随后与会专家回答了现场听众的问题，分享了对全国碳市场展望、波恩会议谈判现场花絮等内容，陆司长和何校长还寄语年轻人，目前我国在各种各样的《公约》的议题下，需要展现中国的智慧，贡献中国的方案，希望年轻人能够走到谈判队伍中来，担起国家振兴的重任，同时又为全人类、为整个地球的安全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