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月1日）是著名经济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CIDEG重要创始人之一、CIDEG前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1938-2015）的诞辰。

青木昌彦教授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年轻时作为学生运动的领袖，曾任日本“全学联”情报宣传部长，参与阻碍岸信介首相访美的机场路障运动，并因此蹲过班房。早年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后转向研究现代经济学。在经历学术上的迷惘后，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比较制度分析(CIA)”。他被称为“日本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候选人”，其最早提出“内部人控制”概念，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建议。

青木昌彦教授是一位勇于不断探索和否定的学者，一生进行了七项“知识创业”，他自称为“人生的博弈”。其中包括创建“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

青木教授离开我们快2年了，但他的思想和对中国改革的建议依然充满真知灼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清华CIDEG特转载一篇青木教授生前的随笔——《再访巴塞罗那》，文章俏皮可爱，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那个独具雅趣与智慧的青木昌彦。

谨以此文怀念永远的青木昌彦教授！

再访巴塞罗那

青木昌彦

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次旅程是去巴塞罗那，出席8月21日在那里召开的国际计量经济学会第六届世界大会。世界大会每五年举行一届，是全世界数理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学会。具体理由我会在后面详细说明，对我个人而言，巴塞罗那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因此，很早以前我就对这次会议充满了期待。去年冬天，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个新的构思，我觉得它比我已经完成的论文更好，因此我向大会的组委会主席提出申请，将按照新的构思完成论文，在大会上发表，他同意了。组委会主席是法国的让·雅克·拉丰，内定两年后接任会长一职。最近，他为我写了不少书评，对我的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次也许是他给了我一点“特殊照顾”。暑假期间，本来应该把这个构思在缜密的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写出一篇论文，可动笔后遇到了出乎意料的困难，不禁焦急起来。

另一方面，早在六月中旬，孩子们就开始放暑假了，不过她们也没闲着：七月里连续参加了游泳小组的对抗赛；大女儿到高中的暑期学校上了七个星期的课，为了获得电脑的学分而勤奋学习，小女儿上日语学校，每天面对着汉字、日本历史“艰苦奋斗”。我妻子每天开车接送孩子们上学，为她们做午饭。如果再不出去换换脑子，轻松一下，看样子她们几个都要“提抗议”了。鉴于这种情况，我感到，我这个做父亲的，无论如何都应该在八月中旬女儿们的学习告一段落后，带她们出去玩玩，哪怕是只度几天的假。就是说，我被夹在了工作与家庭之间，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困境”。我有点后悔，当初对大会说发表现成的论文就好了。最后，我抱着一贯的“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信念，果断决定：家庭优先。

妻子说不愿去炎热的内陆地区，于是我们决定从旧金山出发，沿着海岸线往南。驾车奔驰在绵延几十英里的海岸线上，一边是大索尔海岸的悬崖峭壁，这里的景色曾出现在过去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电影《矶鹞》中。我们还经过了海狮保护区，奥森·威尔森的《公民凯恩》获得灵感之源──报业大王赫斯特的城堡，一路上的风景千变万化。

图：圣路易·奥比斯波郡

我们把住宿地选在面临太平洋的小镇──圣路易·奥比斯波郡。这里距离洛杉矶还有一段路，当地海滩、小渔港的风景使我回忆起了孩提时代的镰仓。附近是一望无际的沙丘，这是太平洋的波涛长年累月冲击大索尔海岸岩石后的产物，能在沙丘上面散步，还能开着三轮摩托兜风。此外，对我们全家来说，美味的菜肴是度假成功的绝对条件，在这方面，每天都能品尝到新鲜的鱼类、贝类。谢天谢地，我的第一个课题顺利解决了。

而且，幸亏下决心出来度假，让我换了换脑子，吸进了海边清新的空气。也许是因为“充了电”的缘故，回到家，已经很久没有熬过夜的我连续两三天写作到天亮，没想到，居然奇迹般地完成了经济模式的分析。这次的全家旅行真可谓是“一箭双雕”。我赶在出发的当天上午复印好论文，终于，可以挺着胸去巴塞罗那了。

这是我第二次去巴塞罗那。第一次是1976年的一月，当时佛朗哥刚去世三个月。由于妻子工作的关系，我们将蜜月旅行推迟了半年，那次就是我们的蜜月旅行。我们选择了三个地方：我妹妹婚后定居的法国乡村、弗洛伦萨和巴塞罗那。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我们对它们怀有特殊的感情。

50年代末，当时我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根据我掌握的知识，巴塞罗那是唯一一个暂时成功实现无政府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联合的城市，尽管这个政治实验曾被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同样是在这片加泰罗尼亚的土地上，西蒙尼·贝尤、乔治·奥威尔、安德烈·马尔罗等著名的知识分子投身人民战线，参加武装保卫斗争，不久后却对左翼运动的现实失去了信心。我觉得，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蕴藏着某种刺激创造力的因素，所以才孕育了像毕加索、达利、米罗、高迪等一大批超一流的艺术家。对拉大提琴的妻子来说，巴塞罗那也是卡萨尔斯的故乡。在佛朗哥的军队攻陷巴塞罗那的前夜，卡萨尔斯在凝聚着加泰罗尼亚艺术精华的音乐厅最后一次执棒指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这片土地。他还因为在联合国、白宫等举行的音乐会上，演奏加泰罗尼亚民歌《小鸟之歌》，表现对马德里的加斯蒂亚中心主义的反抗心理而闻名于世。现在，佛朗哥已死，我才再次访问巴塞罗那，也算是对得起毕加索、卡萨尔斯等老人家了。

图：哥伦布手指新大陆头像

我第一次来这里时，因为没钱，所以住在著名的流浪者大街旁便宜的小旅店里。这条大街中间是宽敞的步行街，汽车则小心翼翼地行驶在两侧。大街的尽头面向地中海，实际上对面是意大利，但耸立着一尊意为哥伦布手指新大陆的铜像。站在旅店的窗前，俯瞰大街，一边感叹着内战时期，这里曾经旌旗招展，枪林弹雨，一边感觉到这里仍有些灰暗、阴沉，也许这是漫长的佛朗哥独裁时代的“遗产”吧。后来我才知道，据说在佛朗哥时代，甚至连在公开场合使用加泰罗尼亚方言，许多人手挽手一起跳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萨尔达那舞也被禁止了。

图：毕加索美术馆

当时，毕加索美术馆开馆不久，也许是嫌它太不合时宜，参观者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别人。当然，这是“戈尔尼克”（描绘西班牙内战题材的毕加索名画）回到故乡之前的事情，我在那里欣赏毕加索少年时代的写实作品“科学与慈善”（医生和嬷嬷看着一个临死的病人）时，被深深地打动了。即使是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抽象派艺术家，毫无疑问，他的艺术出发点也带有浓郁的加泰罗尼亚宗教画的传统色彩。那以后，1980年我参观了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行的毕加索大型回顾展，访问了巴黎的毕加索美术馆，从新鲜感和给我的震撼来看，还没有超过我第一次在巴塞罗那的时候。

图：毕加索《梦》

自佛朗哥时代起，巴塞罗那已经有大约40年未发生示威游行了。我们离开那里一个多月后，仿佛是在试探佛朗哥之后的政治气氛，40年来首次在流浪者大街发生了要求释放政治犯的示威游行。70年代中期，葡萄牙、希腊、西班牙等地中海国家的独裁者纷纷被赶下台，十多年后的东欧国家，也发生了连锁反应，再现了历史性的一幕。

图：米拉之家

巴塞罗那机场的候机楼和十五年前一样，还是比较狭小。但为了两年后即将举行的奥运会，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扩建。整个城市挖了个“底朝天”，被煤烟熏得发黑、高迪设计的米拉之家等著名建筑也正在重新“梳妆打扮”，清洁、整修。出自日本设计师矶崎新之手的奥林匹克室内体育场坐落在主体育场旁边，已经初露峥嵘，能看出个大概了。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哥特式建筑一条街也好，高迪、多米尼克、普奇等大名鼎鼎的现代派建筑师们设计的各种华丽的建筑也好，加泰罗尼亚美术馆也好（那里收藏了许多原来在比利牛斯山上修道院内的空想派美术作品），以及其它无数的公共财产，都让人不得不感叹巴塞罗那的动人魅力。不过，单靠一个地方来维持这些公共财产肯定需要庞大的经费，如果不是举办奥林匹克这样的大型国际活动，也许很少有机会对这些公共财产进行大规模的保养、修复。

本届学会以巴塞罗那自立大学为中心，组织效率非常高。该大学在日本知道的人不多，可是在数理经济学领域，却处于世界水平。今年的会议出席者是历届之最，从全世界共邀请了1500人。单是同一个会场内就有几个不同的分会同时进行，而且，晚上还在过去的皇家造船厂拱形砖瓦建筑内举行晚餐会，在露天希腊剧场举行古乐器演奏的巴洛克音乐会等，对全体与会者的款待热情周到，无微不至。为此主办方花了很大的工夫。有人提议，希望五年之后的学会一定在日本举行，不知能否实现。

我顺利地作完了学术报告，出席了感兴趣的分会和国际计量经济学会理事会。除此之外，抓紧时间观光游览。特别是这次，把高迪设计的多个建筑物仔仔细细看了个够。

著名的、未完成的圣家族大教堂东大门，上面的雕塑表现了耶稣基督的诞生和幼年时代，加上外尾悦郎创作的六尊崭新的、演奏乐器的天使像，已接近完成，显出了迷人的风采。京都出身的外尾是一个雕塑家，他对高迪的建筑着了迷，为了完成高迪未完成的作品，索性定居在了巴塞罗那。他还写了一本具有个人特色、妙趣横生的观光指南──《来巴塞罗那吧！》

图：圣家族大教堂

与东大门形成对比的是，1985年开始建造、描写基督生命中最后两百天的西大门。那里出自一个名叫加内特的建筑师和一个名叫斯拉比克的雕塑家之手，从目前的建设情况来看，和高迪留下的作品风格有一种不协调的感觉，让我很吃惊。正门入口的上方有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线条刚劲、没有五官的基督雕塑。而且，大概是因为在设计中运用了电脑、在建筑材料上使用了水泥等的缘故，这里的气氛不同于高迪那种出人意料、入细入微的风格，一个充满了机械感的西大门正在迅速形成。听说今年夏天，上千人在圣家族大教堂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立即停止西大门的建设，保存原来高迪未完成时的风貌。”尽管如此，也有人表示喜欢斯拉比克的雕塑，真是各有所好、众口难调。就像外尾说的，只有在巴塞罗那才会发生这种纠缠不清的事情。不过，我个人还真有点想参加示威游行的意思哩！

据说，到神圣家族教堂全部建成大约还需要一百年的时间。绝大多数旅游指南书上都轻描淡写地提到：“高迪对神圣家族教堂的整体构思的资料，在1936年内战时散失了。”这总让人觉得是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好像连高迪的墓也给盗了，相当于中国的红卫兵过去对文化财产的破坏。没想到西班牙内战期间，除了斯大林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的互相残杀之外，居然还发生了这种事，让我这个年轻时代曾经对反斯大林主义的左翼运动持同情态度的人感到有些苦涩。

历时八天的国际计量经济学大会结束后，应巴塞罗那大学教授之邀，我到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和工会企业联合会去演讲。前者属于加泰罗尼亚的国民联盟（加泰罗尼亚民族派）的保守派，后者则是左派。这两派的人都各自具有独特的观点。他们事先将我的英语论文译成了加泰罗尼亚语，又为我安排了一个让娜·莫罗般的美女翻译，两次演讲都气氛热烈，让人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这让我的旅行获得了不同于一般游客的收获。过去，无政府联合主义曾经盛极一时，目前，工会企业活动在巴塞罗那仍然十分活跃。我能在这里和学术界以外的人士们一起讨论“企业理论”，说明日本的经验从历史角度和思想角度都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想到这一点，我很高兴。

不过，很多日本人从西班牙人爱睡午觉的习惯推测，认为他们不太勤劳。但西班牙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令我印象深刻。无论是在大会会场里的工作人员、还是饭店附近小酒吧里的老板、伙计、还有汽车司机等，每个人都手脚麻利地从早工作到晚。也许他们会说，加泰罗尼亚人和西班牙人不同。

真希望等奥运会的喧嚣过后能再次访问巴塞罗那这个充满魅力的城市。

（原载《筑摩》杂志一九九〇年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