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主办的“2016中国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暨第二届思想中国论坛在北京金茂万丽大酒店隆重举行。颁奖典礼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CIDEG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教授出席并做祝贺演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CIDEG理事钱颖一教授因其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殊荣。钱颖一教授作为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得主发表获奖感言。

中国经济学奖是目前国内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授予经济学家个人、对个人长期成就进行奖励的经济学奖项，奖励对象是自1978年以来，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发展和改革重大政策制定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

CIDEG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发表祝贺演讲

“根治腐败是经济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吴敬琏在演讲中表示钱颖一教授获得“2016中国经济学奖”实至名归，他的学术研究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值得赞许和效法，第一是强烈的专业精神，第二是很大的理论挑战勇气。 

对于钱教授的研究，吴敬琏认为最生动的例子是研究中国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的民营经济企业为何能异军突起，并带动中国经济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没有像某些人预料的那样走向衰落而是蒸蒸日上，是一个全世界热议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在苏联的改革环境下没有能够发展起来，而在中国能够脱颖而出。1958年以后的地方分权经济下，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自己有别于全国整体利益的独立利益，都存在帮助本地企业发展的激励，这就使乡镇企业有了发展空间。”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H型即控股型大公司，并指出改革初期的中国经济与苏联改革时期的制度特点给了中国改革与苏东不同的一把钥匙。 

同时，吴敬琏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的体制虽然对发展地方经济产生了强劲的驱动力，造就30多年的快速增长。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大量超出GDP范围的社会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反倒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尤其突出表现在各级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腐败成了分权式威权制的痼疾，必须彻底改变这种体制，才能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CIDEG学术委员钱颖一获得中国经济学奖

“企业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本质是改变激励”

钱颖一教授以部分获奖研究工作为例从四个方面来谈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对象、方法、结果和意义。

首先是研究对象中的问题。二十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替代市场经济，希望创造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计划经济无法达到这个目标，不仅与发达市场经济距离越来越大，而且也无法与新兴的市场经济竞争。计划经济遇到两大突出问题：一是资源配置问题，二是激励问题。在我看来，对所有转轨经济，包括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也都有两条主线：一条线是资源配置问题，一条线是激励问题，当然还有两者的结合。

第二是研究的框架和方法。现代经济学对成熟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和激励问题这两方面都有很多理论。我们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激励理论研究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激励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最前沿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研究转轨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从事的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就是要在两者的结合中创新。

第三是研究创新和结果。在具体研究方向上，把注意力放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主体上。主要的工作方面包括：第一、作用于政府的激励问题；第二、是作用于企业的激励问题；第三、作用于政府和作用于企业的激励问题中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软预算约束”问题。

第四是学术研究的深层意义。细致的分析在概念层面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可以让我们超越经常听到的“中国模式论”与“简单化市场论”的争论。而在现代经济学前沿分析框架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可以既指出中国特色的原因和过渡性制度的意义，又明确它们的成本和局限性。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并不是为了直接产生政策影响，但是它会帮助我们理清思路，建立框架，聚焦问题。这对我们想清楚问题，避免陷入误区，十分关键。

最后他谈了三点感悟，希望对大家做学术研究，做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做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有所启发。

第一、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定位。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不同于政策研究，学术研究是为了揭示基本道理，而政策研究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在基本道理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忙于解决问题就往往会出错。另一方面，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数学，必须要有现实的相关性，必须要经过事实的检验。但是，现实相关性并不等于“立即有用性”，即立竿见影式的有用性。

第二，经济学学术研究中问题的重要性。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和转轨问题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搞得好与中国的经济学搞得好并非是一回事。要选择中国经济中的重要问题做研究，是做有影响的研究的前提。

第三，在科学探索中动机的意义。在我看来，科学探索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基于三种价值观：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发论文、出成果、评职称。对长期功利主义着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创国内一流、争世界一流、拿诺贝尔奖。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探索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在今天的中国，具备第一类动机的研究者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研究者也有，而具备第三类动机的研究者就寥寥无几了。在经济学学术探寻的道路上，应有更高的境界。

CIDEG学术委员白重恩发表“中国经济的新二元结构”主题演讲

“地方政府占用资源过多就会做不靠谱的事”

白重恩教授发表题为“中国经济的新二元结构”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根据各种各样的指标来看都不是非常理想。在中国营商环境比较差的情况，为什么经济还增长了呢？另外，不同的企业受到的待遇非常不一样。他与合作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对于在企业面临营商环境给他们造成的各种各样障碍的时候，会有选择的选一些企业，通过直接的干预帮助这些企业克服营商环境所带来的障碍，这些企业能给他带来最大的政治利益，带来最大的精神满足，带来最大的经济利益等等。理解中国经济，需要去深入的了解政府关联企业和非关联企业这样的二元结构。

2008年之前各种各样效益的指标都在改善，但是2008年之后各种各样的效力指标都在恶化。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2008年前后会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直到2014年修改《预算法》之前，地方政府是不能借债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确实没有办法借债，但是他们可以绕过这个限制，比如建立一个融资平台，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通过融资平台借债。在2008年之前融资平台的数量很少，规模也比较小，一定程度上管制比较严。但是2008年底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保增长压倒一切，这种情况下担心的是地方政府投资不够。所以在政策上，在监管上对融资平台，对各种各样的金融监管放松了很多。到了2008年之后，融资平台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而且融资平台借债越来越多。这样一些资源通过融资平台的筹资，通过直接卖地获得了很多的金融资源。这样一个大的变化使得在特惠模式中，地方政府为特惠对象提供的帮助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如果把经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关联企业，另一部分是非关联企业。当给关联企业提供各种各样帮助的时候，它占用的资源多了就挤占了非关联企业所能获得的资源，就产生了所谓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在一般情况下会降低效率，这是最简单的模型。

也有人说，给关联企业的投资有正外部性，能提高非关联企业的效率，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帮助一些关联企业也是有好处的，有人认为产业政策可能提高效率。当然，产业政策有的情况下会起作用，也有大量失败的例子。

这个研究模型加上外部因素，如果不是一个封闭经济而是一个开放经济的政策，当给一些企业优惠的时候，带来另一些企业的资金成本上升，这就会导致本来要投资到国外的资金投资到了国内来，会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他们在国际市场上降低竞争力，会导致贸易顺差的减少，这与观察是非常一致的。

最后，这样的理解对政策有什么样的含义？

一是现在一些制度性的改变，怎么来激励地方政府继续帮助企业？是不是有办法激励地方政府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二是融资平台的投资回报率到底是什么样？融资平台的投资回报率非常高，地方融资平台资产的回报率一个是中位数，一个是均值。

三是环境在变，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在未来不一定有效。过去基础设施短缺，现在可能不再那么短缺了，过去的比较优势是低技能劳动力的低成本，但是现在低技能劳动力的成本已经远远高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成本，我国从低技能劳动力的成本上已经没有办法竞争了，但是比较优势会逐渐的变成高技能的脑力劳动者的比较优势。

（来源：财新网、腾讯财经、金融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