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4日，CIDEG第130期学术沙龙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320会议室举办。本次沙龙邀请了布朗大学博士、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资深研究员、加拿大外交部前副部长Barry Carin做了题为《文化、世界观和外交政策》的讲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CIDEG主任薛澜主持讲座。

Barry Carin教授发表演讲

Barry Carin教授的讲座从中西方文化和世界观的差异出发，分析了这种差异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他指出，中西方在基础价值观上的差异导致了二者在政府职能、时间观念、沟通方式等方面的差别。例如，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崇尚合作、平等、集体价值，而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崇尚个体自由、独立和个人权利。这就导致中国人可以接受大政府和国有制，而西方国家推崇“守夜人”形式的小政府和私有制。又如，西方人的时间观念是线性的，因此他们更加强调做事的速度，“时间就是金钱”；而中国人的时间观则是“多期起源”的或者说“循环”的，更加强调时间投入的有效性，“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这种文化和世界观的差异会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1840年后，中国进入了100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期，同时也被动地进入了世界体系。这时，中国独特的文化和世界观就与主流的、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产生了冲突，中西方都难以互相理解，导致了沟通上的障碍和中国在外交活动上的孤立主义。当前中美之间缺乏互信也能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上找到原因。最后，Carin教授讲解了他对中国“韬光养晦”策略的理解，以及气候变化和网络治理这两个中西方之间正在开展的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CIDEG主任薛澜主持讲座

接下来，Carin教授回应了现场听众提出的问题，问题摘要如下：

问题：在国际谈判中国家利益是一个核心的目标。所以，国家利益和文化差异，哪一个对国际谈判的影响更大？

Carin教授：这取决于具体的议题。如果是全球性、公共性的议题，比如气候变化这种全球性无国界的议题，那么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就更大；如果是关于国家间争端的议题，则国家利益的影响更大。

问题：您曾经是加拿大的高级外交官，请问加拿大在全球治理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Carin教授：加拿大并不是一个大国，它没有能力左右全球治理结构。因此，我认为加拿大应当成为国际沟通的桥梁，一个“有礼貌的绅士”，来维护国际和平。在这一点上，芬兰就做得很好，经常在国际场合作为合作的倡议者，加拿大也应该扮演这种角色。

同学们与Carin教授交流

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外交形式更加开放，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新型大国关系。您怎么看待这种改变与中国的文化特性之间的关系？

Carin教授：中国的外交近年来的确出现了更开放的趋势，当然，它的幅度并没有特别大。至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是不会容忍中国超过它成为世界第一的，而中国也表示不会称霸，所以这个概念能否落实还需要我们继续观察。

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和西方国家的合作基本上效果都很好，双方也都获得了不少好处。这是否意味着，文化差异对中西方合作的影响有限，或者说文化差异是可以被双方接受的？

Carin教授：就加拿大而言，加拿大和中国的合作对双方都有益，加拿大现在到处都是中国的产品。不过，那些被中国进口商品抢了饭碗的北美工人们的确受到了损失，不能一概而论。西方对中国也有一些批评的看法，比如在福利、社会保障、人权等方面。基本上，和中国合作的西方人，都了解这种文化差异的存在，也知道合作起来是有难度的，而文化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目前看来并不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