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下午，“‘双碳’背景下的中国电力市场改革及政策前瞻”专题研讨会在CIDEG举行。会议邀请了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范世炜，清华大学电机系副教授钟海旺，中国三峡集团国际清洁能源研究室负责人、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三峡气候与低碳中心副主任黄俊灵，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国际部咨询处高级工程师韩艺童，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王宇哲，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清华三峡气候与低碳中心副主任张达作主旨发言。

我们特将王宇哲老师的发言内容整理如下，经本人授权，全文分享给读者。

讲座实录

王宇哲：“缺电”的宏观背景和市场关切

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王宇哲在线做主题发言

非常有幸有这个机会与大家进行交流，这对我来说是学习的机会，因为我并不是电力领域的研究者，也没有电力相关专业背景。我认为，今年“电荒”的一系列影响，包括对其原因的探讨，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线之一，也是非常多研究者和投资机构关注的话题。相关话题在社会上热度居高不下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电荒”以及与之相关的能源价格大幅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如果大家有印象，今年在许多地区都曾出现过有引人关注的“电荒”，比如今年2月份德州的大停电，当时即也与一波大宗商品的价格爆涨具有很强的同步性。近期全球发生的“电荒“，其波及的区域不仅限于中国，对于大宗商品的影响也不仅限于供电相关商品，也包括和冬季供暖相关的石油、天然气等。在宏观经济的视角下，今年屡次出现的“电荒”使得大众担忧全球经济会不会陷入到和上世纪70年代类似的滞胀情况——经济停滞，通货膨胀水平大幅提升。我想这是从宏观视角对电荒状况十分关注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是从公众政策的角度，今年的“电荒”和以往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其折射出了宏观政策常态和应急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新、旧能源之间的关系等多组变量之间的张力。从不同视角来探讨，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元素都杂糅到这样一个关注面非常高的问题中，这也是其市场热度较高的原因。

今天我也想简单地谈一些粗浅的看法。既然谈到电荒，和大家最近都观察到的一样，一方面是有短缺出现，另一方面电价又在涨，和电价相关的煤碳等价格也在涨。如果从经济学基本的框架出发，同时有价格和数量的变动，可能是供给曲线移动的原因，可能是需求曲线移动的原因，也可能是两者共同移动的原因，我想先用简单的供需框架来梳理一下。

从需求侧，过去两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冲击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改变，这是第一个背景。我人在香港，还是能够体会在境外和国内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海外的疫情和中国内地相比，政策措施和政策效果都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在全球很多地区，生产活动出现持续停摆，很多产业陷入半停工状态。为了应对经济停摆的压力，去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尤其是发达国家出台了前所未有的宏观经济刺激措施，主要方式是直接把钱提供给居民部门，所以在经济停摆或准停摆的状态下，居民手上并不缺钱。其二，一些产业生态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新冠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服务业，而并不是制造业，有一些服务业的需求也会被动转移到商品需求上来。其三，很多线下活动转到线上进行。从这三个层面来看，总需求方面减弱的趋势有限，但结构发生从服务到商品需求、从线下到线上的转移，这是全球经济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适应和变化。

第二个背景是，因为防疫政策的效果不同，从去年以来海外对于中国制造的需求依赖系统性增强。如果说疫情早期全球尚在担心供应链会不会从中国迁出，后来中国率先取得了防疫的显著成效，短期内利用制造优势带动一些医疗物资和小家电等商品出口，而到目前为止中国整体出口韧性较强，全球很大程度上还在依赖于中国制造的产业链整合优势。从这个背景下看，我们也可以发现“电荒”确实也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外需骤然增加后，对短期生产能力带来了阶段性压力。

第三个背景，德州的停电、全球的严寒频率增加等现象反映出全球广义能源需求的上升。当前冬天尚没有完全到来，但是很多地方已经在担心全球寒冬可能带来的能源价格继续爆涨，这样的预期在消费者的脑海当中固化，形成一个正反馈，同时也在金融市场上通过期货价格和现货之间的关系相互强化。

所以，总结起来，新冠疫情之后的全球经济变化，包括对中国制造的进一步依赖，和由于极端气候频率增加所带来的通胀预期上升，有可能是“电荒”从需求侧看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个逻辑不仅限于电，也包括一些其他能源。

从供给侧，同样有一些原因值得关注。第一是极端天气，刚才也提到极端天气和新冠疫情对于全球能源在生产和运输上的约束。从旧能源的角度，其分布具有集中性，也面临出于安全性考量等一些其他因素所带来的短期扰动。而从新能源的角度看，刚才几位老师也都讲过，特别是像风、光、水这样的新能源当前仍有所谓“靠天吃饭”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在旧能源和新能源都有短期波动的情况下，产出对于价格的弹性可能并不足够大。

不同国家主要的发电能源其实也是不同的，刚才几位老师都有谈到。比如，中国对于煤碳有依赖，美国、日本等对于天然气有依赖，巴西非常依赖水电，法国高度依赖于核电，德国可能相对均衡一些。今年旧能源、新能源都出现了一些扰动或波动，以巴西为例，因为缺水只能被动从水电更多转向天然气等作为发电能源。正因如此，供给端共振是“电荒”从供给侧看的重要原因。

我们还可以用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看能源供给。从长期视角来看，IPCC的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对于全球近年来史无前例的热浪、干旱、风暴等极端天气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主要是在旧能源框架下的长期活动所造成的，这也是为什么推动“双碳”具有必然性。今年，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各类极端天气事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不同的形态发生，比如西北太平洋的热浪，欧洲和中国的洪涝灾害，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森林火灾，等，这进而形成了自然的反馈环——由于旧能源过度使用所带来的极端天气本质上又干扰了能源供应的安全和稳定。

从短期视角来看，全球正面临多目标的能源改革或电力改革任务，围绕能源的可负担性、能源安全、减排等方面彼此有不协调之处，这是我想提的第一类供给侧原因，即受到极端天气或疫情影响，能源在生产上面临约束。

结合中国当前的“电荒”背景，第二类原因是煤电价格的形成机制差异带来的结构性供应缺口。相比其它像石油、天然气等全球定价的大宗商品，煤的供求和定价主要还是由国内因素主导。在10月的新一轮暴涨之前，其实煤价同比已经涨了75%，远高于其他主要大宗商品，由此可见确实短期煤价上升所带来的冲击量级还是比较大。

刚才几位老师也都讲到，近期出台了一些举措，包括进一步开放电价的上限等，但如果粗略测算的话，可以看到哪怕现在1500—1800左右的煤价下增加发电，电厂仍然是亏损的。在过渡期，通过保供稳价的方式可以解决煤电价格形成机制不同所带来的压力，但未来还需要包含长效机制的改革，这一点在范老师的报告里面已经具体提到。

第三类供给原因是“双碳”目标下的全球性供给侧改革，当前面临着时间和空间双维度的阵痛。一方面刚经历了新冠疫情，全球经济需求相对来说还在渐进复苏，除去外需，中国的内需本质上也还是偏弱的。在这种情况下的供给侧改革确实对于经济有一定压力。另一方面，大家在过去几个月也看到，为什么要限电，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完成能耗的约束性指标任务。很多能耗指标是相对性的指标，分子是能耗，分母是GDP，如果GDP增长有压力，意味着我们的分母空间有限，这样会有一个负反馈机制，也就是说分母越小，为了完成指标，分子也就必须越小，对于节能的要求会越高，从而导致完成指标的难度增加。目前，如果说在电力的需求侧，价格改革起到了临门一脚的机制改革效果，那么从供给侧的角度看，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阵痛，或者对于特定主体有一些压力。

刚才我主要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框架谈了“电荒”的宏观原因和一些启示，接下来我想从公共政策的视角谈一谈“电荒”和未来“双碳”转型之间的关系。从去年中国“双碳”目标提出后，市场上也有着非常多的讨论，也有一些相关的企业和产业受到热捧。经过了近一年时间，市场的参与者和不同的微观主体对于“双碳”的理解也在加深，一些重要的问题也逐渐被厘清。比如，今年提到落实“双碳”要先立后破，我觉得从经济或从投资的角度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解释：

第一，我们希望建设一个新能源为主的体系，但在形成闭环之前一些前期投入还是需要传统能源提供的资本或生产出来的实物来做铺垫和支撑。举个例子，产业的更迭，包括常态化双控，这个所谓的产业调结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立的过程，但转型的成本需要考虑。比如，面向新能源的设备更新需要实物和资本积累，以及生产和风力或太阳能相关的原材料等。目前全球大多数的太阳能电池板都是由中国的燃煤电厂提供能源生产，这是新旧能源之间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另外，中国的多晶硅供应量占全球总供应量超过了75%。

第二，正因为从纯粹的经济性角度之外增加了其他方面的考量因素，比如环保等，这势必意味着整个经济系统的短期运行成本会增加。根据不同机构估算，为了向“双碳”转型，基本上从2021到2030年的十年中全球的能源投资大概会从每年2万亿美元提高到2030年的峰值（大概5万亿美元），其中在能源和运输系统方面新增投资大概相当于GDP的2%，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我们长期形成了对旧能源的路径依赖之后，在全新的大规模转型过程中如何实现转型路径平稳有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涉及到成本分摊，另一方面也涉及到投资回报的收入流在未来的时间节点会如何折现。IEA的报告曾经提到，“世界没有进行足够的投资来满足未来的能源需求，政策和需求轨迹方面的不确定性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这会导致未来能源风险可能面临巨大的波动” 。虽然这仅是一个风险警示，但是在政策含义方面也非常明晰，即未来政策和需求轨迹及投资之间需要合理匹配，转轨的路径要求非常精细的公共政策加以支撑。

另外，我们应当考虑在中国语境下能耗双控和未来产业转型之间的关系。今年在“电荒”的背景下，出现了两组非常有意思的词汇，第一组是“运动式”减碳，今年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明确提出纠正这种方式；而在近期的电荒限电过程中，我们又注意到有些地方政府似乎在用一种倒逼的方式促使高耗能企业退出市场。在不同的区域，如何能够因地制宜，用更好的方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公共政策问题。 

刚才几位老师的发言给我很多启示，在能源转型过程当中，我们并不能只盯着供给侧，而是要看到供给和需求的双向平衡。如果我们不考虑需求方式的调整，只解决供应问题，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波动。比如，以前提到的拉闸限电这类现象，在未来可能并不一定是供给侧的原因，而是需求侧从更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出发，更多的强调负荷弹性管理，包括有序用电，需求响应，节约用电等意识提升和政策设计。

展望未来，一方面未来的清洁能源体系会是怎样的分布结构，这是大家讨论非常热的话题，比如核电到底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另一方面，在未来向新能源转型的背景下选择怎样有合理能量密度的能源载体，就像刚才韩老师也讲到了储能技术，现在市场上也都非常关注，到底储能技术最后会是怎样的形式，除了现在的抽水储能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或者采用多种方式并行的融合性手段来实现储能。当然，这些问题有一定的前瞻性。

以上是我想讲的第三部分内容，关于“双碳”目标及转型路径以及转型政策所蕴含的的不确定性。

最后，我想谈一点关于“双碳”大目标对于产业链影响的简单看法，尤其是短期影响，包括溢出效应，有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在公共政策领域需要探讨的问题。

第一方面，现在中国和其他的欧美国家都在经历急剧扩张的电气化过程，其中重要的表现是最终消费者加快转向电气化产品，比如电动汽车。如果我们没有对碳足迹进行追踪的话，很有可能生产生活过程中使用的电并非来自于绿电，即供应尚未完成清洁转型，但终端产品却在大量耗电，这将带来节能减排的短期悖论。

第二方面，即将到来的气候峰会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届时预期将会提出关于全球气候问题的共识。主要经济体正在加快向清洁化的能源转型，但这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压力同样不可忽视，其确实还正处在依赖于传统能源或者初步工业化的阶段。那么，这样一个全球共识会产生怎样的政策溢出效应，或者在未来应该如何执行全球气候共识，这也是全球治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未来如何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以维护“低碳”转型过程中全球产业链的稳定，这非常重要。过去两年，除了新冠疫情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全球产业链脆弱的一面，例如现在的汽车缺“芯”等，如果我们在气候转型过程中对于一些重要的产业链节点造成短期压力的话，可能也会对全球产业链安全和稳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如何建立这样一套能兼顾到各方利益的机制，在气候转型软环境的设立过程中，有着比较重要的战略意义。

今天我主要从电荒的需求和供给侧原因，以及低碳转型和未来的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讨论，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