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胡彬发表主题演讲

讲座实录

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在过去几年出现了明显改善，2014-2018年间，中国PM2.5浓度下降了32%。对这一成就的一个可能解释在于中国发起的运动式执法，即由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环境部、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官员组成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地方展开生态环境保护的督察工作。为了达到督查组的环保要求，当地企业通常会被罚款，或因未达到排放标准而被责令停产甚至完全关停。

督查工作之所以能有力地解决污染问题，是因为省、市领导直接负责环保工作。截至2017年12月，巡视组与768名省级以上领导干部、677名市级领导干部进行了个别谈话，还对689个省级部门和单位进行了约谈。由于职业前景是地方官员最为重视的内容，领导之间的政治联系被看作解释官员行为的关键因素。

该项研究通过分析市级领导与省级领导之间的同质性关系，比较督查期前后的经济数据与空气质量数据，探索同质性关系是否会影响官员在环境督查期间的行为。经济数据方面，由于月度GDP数据的缺失，研究使用月度VIIRS-DNB夜间灯光数据来模拟GDP数据。对于空气污染的测量，文章采用生态环境部提供的全国空气质量监测实时数据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提供的月度卫星气溶胶光学深度（AOD）数据，每月雨雪天气所占比例和最高风速均值被作为控制变量。官员数据方面，市级领导与省级领导间的校友、同事、或同乡关系被赋值作为同质性指数，两者间同质性指数越高，越可能建立交情。

为了解决督查组巡视时间和地点的内生性问题，作者使用2011-2014年的省级数据测算发现，督查组的实施运行是自上而下的决定，与当地经济与污染情况无关。同时，作者采用一个子样本来做双重差分检验，并对省会城市和一线城市（如上海、北京）做单独的检验分析。

实证结果显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巡查期间，被巡查城市PM2.5浓度平均下降约18%，这主要是通过控制重污染工业的生产实现的。从庇护关系来看，市长行为与夜间灯光数据的关系更为显著，而市委书记行为与PM2.5浓度更为相关。如果市长与省委书记的同质性指数更高，则督察期间的夜间灯光强度会下降的更为显著；如果市长与省长的同质性指数更高，则夜间灯光强度更高，即经济表现更为突出；市委书记与省委书记的同质性关系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成本效益分析显示，督察期间带来的经济损失要高于城市的支付意愿。

                                                                  会议现场

嘉宾点评

刘生龙老师认为这个研究构思巧妙，数据精细，用灯光数据测算GDP也是不少经济学顶刊文章使用过的方法。然而，研究中的随机设计是否成立仍需进一步考量，例如环境督查可能会倾向于去环境污染较严重的地方。不可观测变量很难解释，却仍可能影响研究结果，作者需要进一步检验可信度。同时建议将风向作为工具变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生龙点评

朱俊明老师认为从裙带关系的角度研究环保督查是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贡献点。这篇文章研究设计的部分可以做的更细致，当环保督查组进行下沉督察工作时，涉及的城市理论上是随机的，可以看看这一层级城市的数据呈现出哪些差异。此外，湿度对灯光、雾霾的影响也比较大，可以考虑将湿度作为控制变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联合主编朱俊明点评

朱旭峰老师认为这个研究非常好，但在使用“运动式治理”这个概念时需要进行严格界定，不要掉入西方语境的刻板印象中。在研究方法上，朱老师建议在比较督查期前后的数据差异时，要对具体的研究阶段做时间截断。同时，领导人关系对环境督查产生影响的逻辑链比较复杂，需要结合央地关系厘清影响机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朱旭峰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