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下午，CIDEG学术沙龙第181期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302会议室举行。本次沙龙邀请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生龙做研究分享，分享主题为“退休和家庭内部溢出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吴要武，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杨文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张鹏龙参加了沙龙并担任点评嘉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CIDEG主任助理赵静主持沙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赵静主持沙龙

讲座实录

当前学术界主要关注退休对家庭收入和消费行为的影响和自身健康的影响。从家庭的角度来看，退休事件对个人产生影响的同时，往往也会对个体周围的其他家庭成员的行为产生影响，这也称之为Intra-household  Externalities，但这忽视了退休对家庭内其他成员的溢出效应，无疑会低估退休政策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研究动机是，研究退休在家庭内部中的溢出效应对于全面理解退休的健康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能够对中国的延迟退休政策提供一些启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生龙做研究分享

我们研究的数据来源是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2005年人口普查提供了重要的人口统计资料，包括教育、健康、就业状况、收入、移民状况、家庭特征等方面的详细情况。根据家庭信息，我们可以识别出夫妻或子女关系，从而将丈夫、妻子和子女的信息进行匹配。另外，我们对样本进行了一些限定：首先，样本限制在以登记身份定义的城市样本中，因为强制性退休政策不适用于中国农村地区；其次，我们要研究的是退休行为对配偶的溢出效应，在一个家庭中没有配偶信息的样本被排除掉；第三，由于我们感兴趣的是退休的局部平均效应，在估计男性退休在家庭内部的溢出效应时，我们将样本控制在55-65岁退休年龄附近，在估计女性退休在家庭内部的溢出效应时，我们将样本控制在45-55岁退休年龄附近。男性退休的效应估计样本为21116，女性退休的效应估计样本为31858，随着所选择的窗宽不同，最终进入RDD估计的样本还会有所不同。

我们的目的是估计退休对配偶健康状况的因果效应，对于这种因果效应的识别需要解决退休状态的内生性问题。内生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遗漏解释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比如说成为祖父母后会使得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倾向于提早退休进行隔代照看，而由于要照看孙子女会降低不利于他人健康的行为（如吸烟）的概率，因此会导致对健康的溢出效应估计出现偏差。二是退休决定与配偶的健康之间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比如说配偶健康状况差有可能导致个人作出提前退休的决定。由于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标准的回归技术会导致有偏的系数估计。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用断点回归设计方法进行因果识别。

我们认为当前的退休政策使得中国的退休行为存在明显的家庭溢出效应，妻子退休使得丈夫的身体状况变得更好，而丈夫退休会使得妻子的健康状况变差。教育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妻子的教育水平高，退休对丈夫的健康效应显著为正，教育水平低，则对丈夫的健康效应不显著；丈夫教育水平高，退休对妻子的健康效应显著为负，教育水平低，退休对妻子的健康效应不显著。

因此，我们的建议是：延迟退休政策应当考虑不同性别退休之后的健康溢出效应；应当鼓励男性在退休之后更多的承担家庭义务，改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关注男性退休之后的精神状态，促进性别平等。

沙龙现场

嘉宾点评

杨文辉老师认为这篇研究非常有价值，研究中不同故事之间的变量相互印证，因果关系的探讨逻辑非常自洽，而且也很有趣。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疑问，比如中国数据是否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健康状况？同时也希望有一些其他客观的测度，比如CFPS，BMI指数，是否住院，认知能力等指标。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杨文辉点评

吴要武老师认为这个研究选题很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常关注。并对家庭收入的研究进行了一些补充，现在要降低退休干部的收入，这与以前不同，这关系到结论的外部性问题，需要考量。另外，这篇研究还可以考虑下退休对子女婚育的影响，看看父母退休不退休，对子女生育数量的影响。吴老师建议之后的数据分析可以做的更细致，将数据的特征描述的更清楚，同时建议将表格进行削减，更加精炼的展示，并加强对结论外部有效性的讨论。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吴要武点评

张鹏龙老师认为这个结论与我们的直觉是一致的，但建议研究中还需要增加对收入的讨论。国外是自愿选择退休年龄，中国是法定规定的退休年龄，因此要更多关注不同岗位的人员的退休情绪。另外，建议对2005年因一些特殊情况影响的数据进行剥离，增加结论的有效性。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张鹏龙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