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际经济学会前主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青木昌彦：日本城镇化启示录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王尔德、   实习记者 茅玮涛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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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当总就业人口之中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降到20%以下，它的经济增长率就会放缓。”在2月25日清华大学举行的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第十一届学术年会上，国际经济学会前主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青木昌彦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因此，青木昌彦预计，未来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但是内陆地区，由于农村的就业人口仍占就业人口的40%乃至50%左右，如果这些人能够流动到城市，而且也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的话，仍然可以取得高速增长或者比较快速的增长。

        在青木昌彦看来，中国伴随着快速城镇化的推进，已经积累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如何处理这些社会问题对当局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以PM2.5为代表的公害污染问题可能成为进行创新的契机，问题就在于政府如何去采取相应的措施。我的建议有两点，第一要建立一个严格规制公害的体制，第二要创造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竞争的环境”。

        同时，青木昌彦提醒中国注意并处理好城乡统筹的问题，日本在这方面并不成功。

        青木昌彦是世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1998年获得国际熊彼特学会熊彼特奖，曾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现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他是最早关注中国经济变革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早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他就到过中国做深入的学术考察。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他多次来到中国，同吴敬琏等中国经济学家共同切磋中国经济的走向。

        农业人口占比低于20%增长将放缓

        《21世纪》：新一届中国政府会将城镇化作为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那么从日本城镇化的历史来看，您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对未来经济的刺激能起到多大作用呢？

        青木昌彦：我们先看一下日本的经验，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50%降到了20%左右。这一阶段也是日本高速增长的时期，农业和工业以及服务业相比，其劳动生产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因为如此，很多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再看韩国，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而且城市化也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当总就业人口之中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降到20%以下，它的经济增长率就会放缓。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就业人口之中，农业人口占到了80%以上，这在全球范围来看都是非常高的数字。中国的农业人口向其他行业、城市去转移，是以一种农民工的形式，具体来说是从自己的家乡到沿海地区去打工，最后成为所谓的流动人口。而这些人呢，不仅是在城市打工，很多人已经在城市拥有了家庭，甚至孕育了子女。据说这个数字超过了2亿。这样一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也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之一。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是存在差异的。首先沿海地区就业人口之中农村人口所占的比率已经是低于20%或者是接近于这样的比例，因此沿海地区的增长速度会放缓。但是内陆地区，农村的就业人口仍占就业人口的40%乃至50%左右，这个比例还是非常之高的。如果这些人能够流动到城市，而且也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的话，我觉得在这些地区仍然可以取得高速增长或者比较快速的增长。

        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当总就业人口之中农业人口的比例接近或者是低于20%的话，也会带来很多的矛盾，即更多的人集中到城市后带来的矛盾会显现出来。比如说像城市的交通拥堵、公害污染问题，以及住宅保障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巨大的社会问题。

        《21世纪》：这些社会问题，对日本的社会和国家体制产生了什么影响？

        青木昌彦：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环境公害为代表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也迫使政府下大力气去解决。因此当时像东京、大阪、京都这样的大城市的领导人都是在选举之中选出来的与政府作对的在野党的领导人，实际上这也给日本以自民党为首的中央政府造成巨大冲击，在韩国也是一样，在此期间出现了军事独裁政权崩溃，从军事独裁走向民主政权的政治更迭。

        当然和日本、韩国相比，中国无论是历史还是政治体制都有所不同，因此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伴随着中国快速城镇化的推进，现在已经积累了众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说以PM2.5为代表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再如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仍然拥有农村的户籍的人口）的子女的教育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非常巨大的课题。

        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领导人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这些政治领袖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而且也会去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中国现在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

        日本如何克服城市公害

        《21世纪》：日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相对成功地解决了城市病的问题。而中国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交通拥堵、以PM2.5为代表的大气污染这些社会问题。那么日本有哪些可以供借鉴的经验？

        青木昌彦：城市公害的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执政者是不是认真对待，真抓实干。以交通问题为例，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商务活动或者服务业势必向中心集聚，但是在城市中心的居住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很多人被迫住在郊区，然后通过通勤的手段来上下班。但是要去解决民众的交通问题，仅仅在城市的中心建地铁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到居住地与城市中心这种地铁的接驳问题。在日本，它的郊区的电车是非常发达的，而且和地铁有很好的接驳。比如说你是住在离城市30分钟或者是1小时距离的地方，仍然可以快捷地通过地面的郊外电车和地铁连贯运行，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交通的网络。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我想在中国需要完善这方面的设施。中国很多的城市现在都在建地铁，但是仅仅有城市中心的地铁是不够的；在城际之间中国在发展高速铁路，仅仅靠高速铁路也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其他的网络状的手段来弥补它。也就是以城市中心的地铁为核心建立起城市郊区以及城市之间完善的交通网络。

        再谈城市公害，这一问题当时在全球范围内都广受瞩目。比如说美国就通过了限制汽车排放废气的法律叫《马斯基法》。但是这个法律由于过于严格，在美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日本同时也是制定了类似的法律，而且执法做得很好。比如，汽车行业为了满足法律的要求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它们要实现公害排放减少这样一个目标，但是正因为如此，反而使日本的汽车提高了性能，最终形成日本汽车称雄于世界的一个契机。同时，日本当年还面临了一个重大挑战。在1975年前后出现的石油危机，造成了油价的暴涨，日本所有的能源都是完全依赖于进口，所以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正因为如此使日本开发出了世界领先的节能技术。

        可以这么说，日本通过努力实现了变危为机。公害污染存在的问题都可能成为进行创新的契机，问题就在于政府如何去采取相应的措施。我的建议有两点，第一要建立一个严格规制公害的体制，第二要创造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竞争的环境。

        应把土地改革和户籍改革联系起来

        《21世纪》：目前日本的城镇化进程基本已经结束。你能否介绍一下，日本在城镇化过程中是如何处理城乡统筹问题的？

        青木昌彦：日本全国就业之中农业人口只有3%左右，但是日本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城乡统筹均衡发展，我还是存疑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也进行了土地改革即土改，具体来说，过去很多的土地是由地主拥有的，但是通过农地的改革让土地的所有权回归这些佃户，这样的话对于农民来说他就有一个非常珍贵的资产。同时，日本对于耕地也严格地限制用途，把耕地转变为工商业用地，需要履行严格的程序。

        但是农民的第二代，上了高中或者进了大学之后，不愿意再从事农业，因此更多的人是选择去工厂打工或者是到城市去从事服务业。因此，和韩国一样，日本出现了农村就业人口大幅度的减少。当农民的第二代去打工之后，农村剩的都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现在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日本的农业并没有完全荒废掉。这是因为日本农业技术在很快发展，比如说化肥的使用已经运转自如、能够适应日本耕地要求的小型的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得到了普及，因此日本农业得到维持和发展。这些农村的老人，只需要子女在夏天休假时回家帮帮忙就可以进行农业生产了。

        此外，日本对农业采取了特殊的价格保护政策，尤其是稻米，由政府统一高价收购。虽然每家农户的耕地面积很小，效率不高，但这种保护性的价格政策，让农民的收入最起码与城市工人的收入持平。

        实际上这个制度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的。当时政府制定政策时，认为那一代农民的寿命不会太长，所以当他们死亡后，很多人离开农业了，自然会形成农业的耕地集约化生产，从而提高效率，因此政府不需要长期进行补贴。但是，没想到日本人口的寿命越来越长，很多人活到了今天，因此这种稻米收购补贴的政策持续到了今天，以此来维持日本农民的收入。这就造成一种现象，农民的收入反而超过了城市工人的收入。

        《21世纪》：日本全国就业之中农业人口只有3%左右，这对日本的粮食安全有什么影响？

        青木昌彦：现在日本稻米的产量是供过于求的，但像包括小麦在内的其他的谷物更多的是依赖于进口，主要从美国和澳大利亚进口。现在，整体日本的粮食自给自足率是50%以下，正因为如此，农民就有一种理由说要想确保日本农业和粮食的安全，不应该实行自由贸易。

        其实，这一点对于中国也是很有启示的。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对土地并没有完全的所有权，而是拥有3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实际上，这种权利是接近于所有权的一种权利，类似于日本50年代所进行的农地改革。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更多的中国农业人口不断地流向城市，他们希望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从而成为了流动人口。我个人认为应该把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户籍改革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你可以获得城市的户籍，但是另一方面你要放弃你所拥有的土地承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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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http://epaper.21cbh.com/html/2013-03/01/content_60522.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