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十周年纪念庆典之青木昌彦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做了《青木昌彦与比较制度分析》的演讲。

钱颖一指出，“在青木的直接推动下，在丰田公司的慷慨支持下，2005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建立了‘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由陈清泰出任理事长，青木与吴敬琏共同担任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今天我们纪念这个中心成立十周年，唯独缺少了青木教授，实在是巨大的遗憾。”

7月15日，著名经济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青木昌彦在斯坦福大学医院病逝，享年77岁。他在自传体回忆录《我的履历书——人生中的“越境博弈”》一书中谈到自己的七次“知识创业”，其中第五次革新性的知识创业就是成立“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

钱颖一表示，“今天在他所创立的‘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十周年的纪念会上缅怀青木昌彦的学术贡献，制度建设贡献，以及对中日关系的贡献，是我们对他人生贡献的最好纪念。”

钱颖一追溯了自己与青木昌彦最初的相识：“我是1990年秋季学期到斯坦福大学任教的。从那个学期开始，在青木和米尔格洛姆（Paul Milgrom ）的设计和推动下，斯坦福经济系开设了一个新的研究生学科领域，叫做‘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简称CIA）。取这个名字颇有讲究，其中三个关键词是‘比较’、‘制度’和‘分析’，刻画出它的‘新制度经济学’特性。”

钱颖一解释，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都是研究制度，但两者差别在于旧制度经济学多是描述性的，分析性不足。要有深入分析非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不可。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微观经济理论获得重大突破，提供了分析制度的强有力的工具。80年代的另一特点是经济更加市场化和全球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多元化逐渐显象，比如日本的崛起，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改革等，为制度比较，特别是跨国比较，跨文化比较提供了大量素材。这是建立比较制度分析领域的学术和现实背景。

青木昌彦是比较制度分析的最积极推手。钱颖一介绍，“除了青木和米尔格洛姆二位资深教授外，最初斯坦福经济系参加这个领域有三名年轻教师，我是其中之一，另两人分别是一位经济史学者和一位苏联问题学者。这是一个有趣的组合：米尔格洛姆是微观经济理论学家，三位用经济理论应用于不同地区的有日本、中国、苏联，还有一位是研究欧洲经济历史的。”

“每一个星期有一场学术研讨会（seminar），邀请经济学家围绕这个主题来讲论文，主要是来自校外的经济学家。刚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仍处于顶峰时期，东欧和苏联的转型已经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92年开始呈现高潮。这些地区自然对新制度经济学尤其重视。所以这个领域从一开始就相当活跃。”钱颖一介绍。

钱颖一介绍，青木的开创性贡献是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理论研究和比较日本经济与日本企业的制度结构。他那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企业的横向与纵向信息结构》是重要的原创性研究。这篇论文比较了两种信息结构和相应的决策模式：美国企业中的纵向信息结构和等级制激励和决策机制，和日本企业中的横向信息结构和“准树形结构”和横向协调机制。这篇论文推导出这两种信息结构导致的效率不同，取决于“基层”信息处理能力（即一线工人的水平）、信息传递技术、经理人员的专业能力等因素。与这一理论相对应的经验证据是日本丰田生产制度中的“看板制”（Kanban），即基于“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和“准时生产”（just-in-time）的库存控制系统。这篇论文以美国和日本企业为比较对象，并且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企业不同特性，在组织和制度经济学中有很大影响，并为“比较制度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必读内容。

在此基础上，青木在198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一书。中文版是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的《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与谈判》。这本书不仅分析了日本企业中的横向信息结构，还分析了日本企业中的级别等级制的激励方式，公司股权结构和银行作为持股人的监督作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机制，企业集团组织，以及政府组织和官僚体系与企业关系中表现的“官僚多元主义”等各种制度安排的经济含义。在这本书中，文化虽然重要，但是分析文化现象完全可以从经济理性和效率角度来进行。

根据钱颖一介绍，这本书的开创性贡献在于青木运用最新进展的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理论来研究快速崛起的日本经济和企业——这个看上去与欧美经济和企业非常不同的组织和表现。这应该是运用微观经济理论解释并比较不同制度和组织结构的开先河之作。在此之前，人们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感到振奋的同时，也对日本经济的组织方式感到很神奇。人们通常会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与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模式完全不同，更有不少人用日本独一无二的“文化”来解释日本经济和企业的运行。但是青木的研究工作是用一般性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来细致地比较和分析日本微观经济结构。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青木与世界银行经济发展研究所合作进行了四项跨国研究。这些研究基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从比较视角研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政策具有影响。”钱颖一介绍。

这四项研究成果分别为：199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的主银行体系及其对发展中和转轨经济的相关性》（The Japanese Main Bank System and It’s Relevance for Developing and Transforming Economies）、 1994年发表的会议论文《转轨经济中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和治理结构》和1995年编辑并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1997年编辑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200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社区与市场》（Communities and Marke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这四本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比较制度分析中的应用研究系列：从金融到公司治理，从政府到社区和市场。这也是青木的一个长期规划，从市场经济中的各个方面来分析制度，比较制度。

钱颖一介绍，与此同时，在上个世纪90年代青木一直致力于运用博弈论来概括有关制度的一般性理论。这既是他在之前所做的理论研究的延伸，也是对他的四项应用研究的概括。它集中体现在2001年由MIT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专著《Toward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中文版是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在同年出版的《比较制度分析》。

钱颖一表示，青木昌彦的离去“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推动比较制度分析领域并作出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一位热衷于建立友好的中日关系的日本人。清华失去了一位坚定的支持者，我也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编辑：何苗）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m.21jingji.com/article/20151026/herald/97619a5743bf52566cfcfa8dc784529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