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回顾的理论对回答上述问题极为重要。的确，尽管理论经常会导致差别迥异的结论，但是他们确实能为我们提供应对问题的方法。在回答上述这些社会问题时，我们回顾的理论特别建议要处理四个理论问题： （1）分类问题（taxonomic issue）：怎样的分类或标识最适合回答这些问题？ （2）生产率和产业化问题（productivity issue and industrializationissue）：就供给这方面来讲，哪一个概念有助于我们分析服务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或效率，以及在这些活动中可能实现的产业化？ （3）需求方问题：哪个概念能帮助我们分析服务业需求或需要的演化？ （4）在我们的分析中，供给者与消费者相互影响、互动、有时共同制造产出的服务关系该怎样整合？

本书中，我们按年代顺序详细回顾了服务业增长和其形态的理论解释。这些相互冲突或互补的理论发展反映了当代社会的转型。 的确，服务业的超常增长，尤其是二战以后的增长，是我们讨论的基础，而这种讨论远远超出了学术圈范围，并涉及到了一些主要的政治和哲学问题：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和当代社会的劳工运动趋势。我们将自己的讨论限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而且，特别指出了下面这些矛盾问题。 服务业是否至少在部分上是战后经济增长的原因？或者更进一步，服务业是未来新增长的引擎吗？ 我们能否认为，服务业是未来创造工作的唯一载体，或者它能创造几乎全部工作岗位吗？ 服务业是强化工作二元性（“好工作”与“坏工作”的鸿沟）的因素吗？或者服务业能够对工作质量和劳动力素质产生正向影响吗？ 我们是否真能够设想这样一个社会，其中个人对服务的支出是消费中比重最高的部分？根据费利克斯?罗哈廷 132（ FelixRohatyn）的说法，“每个人都为其他服务，却不做任何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