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吴敬琏主席的发言实录摘要：

 产业政策应以推动公平竞争为导向

2016年11月12日，在CIDEG产业政策研讨会上CIDEG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先生发表了对产业政策的理解。他认为，第一个问题，应该讨论的是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而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的问题。在国际上，产业政策从中国开始引入的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有很多进步和变化。最近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在争论的，更多是日本早期——战后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执行的产业政策，即选择性产业政策，而非功能性，或称横向定义的产业政策。

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要不要？“国际主流和日本国内都已经有答案了，再搬出来讨论意义就不那么大。”他说。

他进一步表示，历史上有过的讨论以及相应的文献，很多都被遗忘了，又重头走一遍，这样走不了多远。CIDEG组织这场产业政策研讨会，接下来希望将相关文献再介绍给国内，也是为了让讨论在过往文献的基础上深入。不一定“站在巨人的肩上”，但是至少要给前人“做一个接力赛”，才有可能把研究深入下去。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自身的情况。他表示，中国实行的产业政策是照搬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就是政府运用一系列的调控手段，去扶植一些产业，抑制一些产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日本主要用到的产业结构政策与中国主要用到的产业组织政策，还是有区别的。后者本质就是扶植大企业，行业太分散不行，要提高产业集中度。

 “青木教授（注：已故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青木昌彦）提醒我注意一条，他说日本政府没有中国政府强大。”吴敬琏说。日本经过麦克阿瑟的民主改革，政府没有那么强大。日本想把乘用车产业塑造成三个公司，本田反对，就推行不了。中国政府则能规定“三大三小”的行业格局，甚至连已有出口的汽车企业也一直没进准入名录。

针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在同场讨论中提到的，产业政策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化方向的转型提供了一个不错的选择，吴敬琏表示，产业政策对于原来的计划经济，确实是一个进步、改良，但是与市场经济的设想相比，是一个退步。

第三个问题主要关于竞争政策。他指出，目前政府已经有一些改变，实际上是要强调竞争政策。在去年深改小组通过的关于价格改革的文件中，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要树立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换句话说，中国政府管理和领导经济要从过去主要靠产业政策，到未来树立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

今年国务院就此发布了一个具体化的文件，即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第一步要对所有新的政策、规定是不是违反竞争原则进行审查，第二步还要对过去的各种政策、规则进行公平竞争审查，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就要改。

 “我们目前使用的产业政策，到处都是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他说，现在国际主流经济学界讲的合适的产业政策，最大的要点就是要能够帮助推进竞争政策。

他举例称，比如要支持创新，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菲利普·阿奇翁（Philippe Aghion）就认为要用产业政策，方法可以是给补贴，但是面对行业中相对弱小的企业。因为如果不给补贴，弱小的企业很可能会在竞争中退出这个领域，令大企业形成垄断。只有弱小企业留在该领域，强化了竞争，创新才有可能。而中国的做法通常不是这样。

吴敬琏最后表示，产业政策的问题说到底是顶层设计问题，即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到底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该问题已做出结论，但是对具体的用语存在不同的理解，也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带来的矛盾。

第二个层次是，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两者的关系是什么，是用产业政策去抑制竞争，由政府取代市场去配置资源，还是这两类政策良性互动，产业政策最重要的着力点还是保证有一个竞争的环境、竞争的体制能起作用，因为在很多领域，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发挥作用的，因此政府应该为市场起作用做出自己的努力，保证市场能够有效运转。

第三个层次才是各种具体的产业政策、竞争政策措施应该如何运用，去解决中国面对的问题。

 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系统性风险爆发

2017年5月20日，CIDEG2017学术年会上，CIDEG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解释称，一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产生的财富，仅土地可能就将近100万亿，同时从土地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结合起来创造的财富，也能够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当长的时间。

二是中国一个特殊的优势，就是“从一到多”。比如微信，类似技术不是中国首先发明的，0到1不是中国做的，但是1到多是中国做的，因为中国有十几亿人，所以现在的腾讯就变成在这个领域里世界最领先的公司。

三是中国有强有力的政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批官员确实具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把握经济的能力，所以政府处理经济事务的能力也比较强。

吴敬琏表示，但这些因素能不能保证中国继续在风险积累的情况下，能够安然无恙？这个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如果风险不断的积累，政府强有力的举措又可能使危机积累起来。现在已经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比如，政府的措施就使得去杠杆没有完全做到，去年年底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一个问题，金融的系统风险凸显。监管机构又根据中央的要求，把去杠杆放在很高的位置，所以收紧政策，但是经济增速随之又开始下降。

“这就说明如果不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矛盾和风险不断积累，它总有一天对付不了，因为到后来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及早下定决心。”

吴敬琏说，要对风险的积累，做深入的研究，而且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去防止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也就是说防止危机的爆发。“就是要改革，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要从纵向的产业政策，转向横向性的、功能性的、软性的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的特点是跟竞争政策并肩而行，而且是支持竞争政策的。”

他认为，人能够比市场更聪明，这个是不大容易做到的。要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兼容的激励机制，使效率提高，成本降低，以此来实现“三去一降一补”。

 加快产业政策转型：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2017年9月28日，CIDEG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先生在“新浪·长安讲坛（总第321期）”上发表题为 “产业政策面临的问题：不是存废，而是转型”的演讲。

当前，改善产业结构、提高效率具体的表现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吴敬琏称，“三去一降一补”可以有两种办法去实现，一种办法就是用行政干预的手段、有选择的扶植一些产业、抑制另外一些产业，另外一种办法，就通过提升市场的作用、通过加强竞争来实现。“我们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这项工作，看起来今后也是我们经济工作的一个核心的部分，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去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事情”。

吴敬琏呼吁，必须加快产业政策的转型，从以产业政策为中心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此外，政府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一定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CIDEG编辑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