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下午，由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主办的“产业政策 ：理念、比较与中国的实践”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CIDEG理事长陈清泰致辞，谈产业政策的回顾与转型。

“清华CIDEG”特将发言实录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

各位老师，最近两三年大家对产业政策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其意义不仅在于要澄清一些理论概念，更重要的是要促进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

中国产业政策是80年代中后期引进，90年代初开始以较大力度推行的。产业政策作为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一种形式，可以和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管理方式较好的对接，在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都还有待发育的情况下，国家计划管理由产业政策来接手，就成了政府推进改革的可行选择。1978年，产业政策的引进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的就被政府接受，成为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一种重要形式，形成了具有很强本国特色的产业政策。

我的看法是，总体上，产业政策执行20多年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前期，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得有失，得大于失。其中在市场失灵领域效果较好，例如正在实施的一些重大专项。它们基本上都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都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如载人航天、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装备、基础软件等等；二是都有后发追赶的性质，政府有一定的信息判断力；三是从长远看，有可能形成或裂变出有市场前景的产品和产业；四是都是投资规模特别大、短期很难产生平均利润率、市场投资者近期没有投资意愿的领域。政府选择这类重大项目，既以较大的政策力度支持其发展，为我国产业升级打下基础，又不会对市场竞争产生大的负面影响，是实施纵向产业政策的较好实例。

在经济发展追赶的中后期，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失有得，失大于得。所谓有失，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行政性垄断未能减退，市场壁垒依然存在；二是所有制歧视未能消除，市场主体的不平等在被固化；三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市场选择和投资决策的权力没有真正到位；四是区域市场的分割依然存在，没有根本性好转。

当前，我国产业政策转型已经有了十足的紧迫性。目前我们讨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如何随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地调整和改革产业政策。通过当前的大讨论，从理论上理清新时期产业政策存在的经济学意义，有利于统一认识、把握方向，为产业政策转型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对我国20多年产业政策实施的情况和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反思，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国情提出我国产业政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是当前中国增长方式转型的迫切需要。

影响产业发展有两大政策，一是产业政策，二是竞争政策。产业政策的背后是政府直接干预的手，竞争政策的背后是市场看不见的手。转型的方向就是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把竞争政策放到基础地位；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进行有效的弥补。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产业政策的地位之高，几乎是各个国家所没有过的，而且持续至今。这就形成了一种限制竞争、阻碍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障碍。实现经济转型必须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摆正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产业政策不能削弱竞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去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这就意味着新出台的有关产业的政策都要通过四个方面、十八个项目的公平竞争审查，确认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可能才能发布实施。同时还要陆续清理那些已有的规定和做法。就有反垄断法阻止企业阻碍竞争、取得利益的行为；又有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来阻止政府实施压制竞争的不当干预，这样，保障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法规构架基本搭起来了。当然，在实施方面还存在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

中央确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向，从顶层上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提出，确立了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限制投资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发布、中央去年提出的建立公平审查制度、完善产权保护制度，都是强化竞争政策、矫正现行产业政策中的弊端的重要步骤。

此时，推进产业政策转型的时机正趋于成熟，CIDEG对产业政策一直十分关注，设立了一个课题作为平台，请大家集思广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敬琏老师对这个课题十分关心。昨天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还说很遗憾今天不能到会直接参与讨论。今天有这么多资深专家演讲，我相信在研讨的交流中，大家一定会有颇多收获。

谢谢大家！

（CIDEG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