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DEG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蔡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上发表题为《金德尔伯格陷阱还是伊斯特利悲剧？——全球公共品及其提供方式和中国方案》一文，“清华CIDEG”特将论文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内容摘要

英国和美国作为单一霸主国家，主导国际公共品供给的传统全球治理模式，因其未能广泛代表各国的共同意志和平等利益，终究不能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品。随着世界经济及其贡献者的多极化，不仅传统的治理方式和格局不再是不可或缺，而且全球共治新模式的形成不可避免。因而，当今世界并不存在关于公共品供给真空或治理主导权交接的金德尔伯格陷阱。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也必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寻求霸主国家地位及其蕴涵的全球公共品供给者的主导地位。从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愿望出发，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其改革开放促进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有责任和能力提出关于全球减贫的中国方案，与各国人民一道，为破解被称作伊斯特利悲剧的反贫困难题贡献智慧和努力。

一、引言

作为著名的国际发展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并没有设下与发展有关的陷阱，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也没有制造任何发展悲剧。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是由美国智库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Nye)重提的一个概念，指在曾经具有世界领袖地位的大国衰落之际，由于新兴大国无力提供必要的全球公共品,从而造成世界治理的领导力真空这样一种局面

关于金德尔伯格陷阱，包括奈本人在内的西方智库学者，说出来的和未予言明的观点有两个。其一是希望把崛起的中国排斥在作为全球公共品供给者的选项之外。无论是从偏见出发还是从立场出发，他们认为中国正在或者将改变现存的游戏规则，把全球治理引向与原霸主国家利益不相符合的方向。一般来说，国际政治学者更倾向于持有这样的观点。其二是担心中国在全球公共品供给问题上成为一个纯粹的免费搭车者。他们认为中国是现有全球治理模式的获益者，担当的责任(无论是以货币衡量还是以其他方面的利益牺牲衡量)与获益程度却极不对称，造成全球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局面。一般来说，经济学者易于成为这种观点的持有者。

 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一个历史镜鉴，提示要创新处理大国关系一样，金德尔伯格陷阱也具有参考价值。然而，这个概念除去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解释与众说纷纭的经济学假说不尽一致之外，尚有似是而非、语焉不详、充满传统偏见的缺陷。

中国领导人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分别是:(1)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3)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由此，我们先提出一个对于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替代概念——“伊斯特利悲剧”。伊斯特利在其著作中谈到世界上的穷人面临着两大悲剧。第一个悲剧尽人皆知，即全球有数亿人处于极度贫困,亟待获得发展援助。而很多人避而不谈的第二个悲剧是，几十年中发达国家投入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算的援助，却收效甚微。从更一般的意义上看，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无疑都被认为具有促进发展的做大蛋糕效应。然而，由此导致的发展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涓流效应，做大的蛋糕如何在国家间和一国内均等分享，总体而言，在国际和国家层面都远远没有破题。

二、从中国故事到中国方案

中国经济总量自2010年以来稳居全球第二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1.7%提高到2015年的14.8%，人均收入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比率从10.4%提高到74.9%。中国绝非国际政治学中讨论的那种单一霸主国家，今后也不准备谋求这个地位。然而，中国愿意对全球公共品供给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中国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他同时也指出,中国要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在帮助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以及为世界应对各种人类挑战的努力中，中国并不是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定为一尊，更不会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人，而是立足于找准世界经济和发展中国家面临问题的根源，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和分享，并在区域发展中得以复制的成功经验以及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的公共品，并且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倡议和开放战略，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

中国故事既是全国性的又是地区性的。由于历史形成的区域发展差距，改革开放进程具有区域上的梯度性，一定时期经济发展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有所差别。解决的方式是把早期在经济特区，随后在更广泛的沿海地区形成的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和分享的经验，创造性地复制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即在把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到中西部地区的同时，针对这些省份人力资本欠缺、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制约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从21世纪初开始，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开发战略，随后又启动中部崛起战略，基础设施投资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大幅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并落实在一系列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上。这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迄今取得明显效果，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基础设施条件、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投资和发展环境显著改善，良好地调动了这些地区劳动者、创业者和企业家参与地区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然而，随着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效果的显现，并且由于这些地区仍然保持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特点，产业转移更多地发生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体之间的雁阵模式变成了中国的国内版。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省份的工业投资领先增长，促进了这些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促进发展与分享的成功故事以及建立经济特区和试验区先行先试，继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在中西部地区创造条件重演沿海地区发展奇迹的有益经验，可以通过中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治理，成为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方面最具有引领意义的战略框架和行动纲领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并非简单地借用古老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个符号，还有更深的历史含义和现实启迪。从更大的历史深度上，这个符号隐含了对于传统西方中心论的否定，更强调东西方文明相互交通、互学互鉴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作用。从更广的历史视野上，这个符号也蕴含着如何打破以传统霸主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公共品供给的内容及模式，更加注重通过所有国家的参与消除全球贫困的新理念。首先，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改善产业投资环境和贸易环境。其次，促进产业转移，帮助相关国家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最后，通过更广泛的人文交流推动民心相通，既为经济合作夯实社会根基，又有助于相关国家的治理能力建设，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可持续。

三、结 语

 每一个国家的长期历史都是自身艰辛探索的结果，无不由失败与成功共同构成，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处于失败多于成功或成功大于失败的状况。因此，传统意义上体现英国殖民主义理念或者美国例外论(实际上，无论是孤立主义态度还是霸权主义行径皆出于此)的单一霸主现象，撇开其并未为提高全球人类福祉履行好全球公共品供给者的职能不说，从长期的历史观点来看终究是短暂的现象。

 而且，当今的世界已经越来越不需要一国独霸或少数独尊的公共品供给者。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相反，全球公共品供给，是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和远近的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而每一个具体的国家从特定公共品上获益或多或少，又在诸如经济能力、文化影响、国际网络等方面分别具有比较优势，因而承担责任可以有所差别或有所分工。

但是，西方学术界、舆论界和决策圈显然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理念，即单一或少数霸主国家履行全球公共品供给者的职能。这就是奈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个命题的背景和含义所在。世界秩序终究要在乱与治的对立统一中实现和谐，全球事务从一国独霸到全球共治的转型也必然经历破与立的长期摩擦。

无论如何，还是让我们放下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担忧，着眼于共同破解伊斯特利悲剧。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推动者，中国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特别是，面对全球贫困这一长期攻而不克的难题，中国最有资格也有责任提出解决方案以自己的经验、智慧和能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内容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