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澜、赵静： 转型期公共政策过程的适应性改革及局限 发布时间： 2017-11-15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CIDEG主任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CIDEG研究员赵静，2017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月刊发表论文，题目为《转型期公共政策过程的适应性改革及局限》。“清华CIDEG”特将论文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摘要：政策过程的时间维度是理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和国内治理的一个新的理论切入点。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过程表现出政策制定环节被删简，政策执行作为决策的补充而充满利弊权衡与协商的特征。研究指出，“决策删简-执行协商”作为一个灵活的政策过程模式，是在当前我国大量政策议题涌现情形下所塑造出的一种适应性的制度安排。政府依赖决策删简机制，能够有效化解决策中面临的社会压力与多元利益，提升政府公共决策和应对外界压力的能力；在执行协商下，政策方案逐步细化，利益冲突被内化解决，整体上可以保障深化改革的向前推进和政府治理的系统稳定。这一公共政策过程的时间配置机制，适应现阶段的国内公共政策治理环境，有助于推进部分领域的政策革新，也存在政策效果不宜把握的局限。
“决策删简-执行协商”模型
与一般的政策过程模型类似，本模型建立在“理性”决策的逻辑起点上。决策者面临这样一个政策情景：众多复杂的政策问题，高度受注意力的政策议题，必须快速回应和解决问题的压力。
模型的基本逻辑为：问题界定、议程设置、方案酝酿、政策选择等一系列政策决策的过程，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下，决策的时间与环节受到压缩、简化、甚至删略，从而政策执行过程成为决策的补充环节。在内部力量的作用下，政策执行具有方案利弊权衡、协商与讨价还价等特征，执行阶段获得了更多的时间配置。在决策过程被删简，执行充满协商的情形下会导致不确定的政策结果。该机制本身是由于政策过程内外的非理性因素所塑造，但其时间配置的结构特征使得该机制自身得以有效缓解非理性，并对理性发展过程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因此，时间分布成为中国公共政策过程表现出的最主要特征。
“决策删简-执行协商”表现为四个重要的特征。
特征一：问题界定受焦点事件影响。
特征二：决策过程被删简。
特征三：执行成为协商和权衡的过程。
特征四：不确定的政策结果。
模型的重要推论
在描述和解释了“决策删简-执行协商”过程模型时，结合中国公共政策和政府运作的现实情境，我们同样能够得出几点重要的推论：
推论一：与快速民主化进程不匹配的决策程序建设，是“决策删简”发生的制度环境，影响政府的决策自主性。
推论二：“决策删简-执行协商”的公共政策过程满足的回应性需求，可以推动激进改革，但也有可能在决策过程中出现问题，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政策执行是关键的“阻尼器”。
推论三：“决策删简”之所以形成，在于长期存在的协商式政策执行过程；反之，执行协商存在的原因在于决策过程被删简。政策过程的两个重要环节（决策和执行）互为因果，形成稳定循环。
（内容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