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清华CIDEG学术委员会委员蔡昉出席了“2017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并就国家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问题做了主题发言。

蔡昉认为，国家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两者在一定阶段是相互促进的。他指出，企业界存在着创造性破坏，赢者进、输者退，赢者生、输者亡，而国家只能进不能退，只能生不能亡，所以两者竞争力过程和机理上有所不同。

蔡昉还认为经济的长期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潜在增长率，想提高潜在增长率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他发现，中国的生产率提高仍然有巨大空间。

蔡昉呼吁，政府应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超前培养人力资本、加大科研开发投入、加强社会政策托底。从企业角度来说，要应用新技术、创造新模式、开头新业态、寻求新市场。蔡昉强调，当下已经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之中，“并不是还要等待什么时候来”，“工业革命最如火如荼的时期，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工业革命已经来临了”。

以下为演讲全文：

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国经营报》的主管单位，我对这次会议的举行表示祝贺，也对各位来宾、各位领导、特别是龙部长能够莅临会议表示感谢和欢迎！让我致辞，我说致辞就是感谢和欢迎这两个词，与其说给我十几分钟的时间，我应该作为学者谈一些自己的研究体会，每年一次搞企业竞争力年会，做经济研究总要思考竞争力的问题，我还不如做个发言，今天讲一下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它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

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共同之处与不同之处

很显然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两者是互相促进的关系，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很自然国家竞争力就提高了，与此同时，国家竞争力总体提高以后通过规模经济、通过积聚效应又使每一个企业获益，能够让每个企业站在更高的竞争力平台上往上进步，所以两者是互相依赖，但是这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问题。在大家都获益的时代，我们叫哈雷托改进，有大量的低垂的果子举手可得，这个时候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是完全一致的关系，不仅结果上一致，目标上一致，而且在过程中也是一致的，每个企业都改进，大部分情况下都在改进，国家相应的改进。但是当这个发展阶段过去了以后，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下边会说这是什么样的阶段，两者之间目标还是一致的，结果也是一致，但是过程就不一致了，也就是说，对企业来说是存在着创造性破坏，有的企业进，赢者进、输者退，赢者生、输者亡，但是国家只能进不能退，只能生不能亡，所以两者竞争力过程和机理上有所不同了，这涉及到合成悖论。

最近讲到国家竞争力的时候最新的材料，瑞士洛桑商学院发布新的结果，把世界各主要的经济体都做了竞争力的排名，中国目前排名在第18位，和去年相比仅仅一年的时间提升七个位次，这七个位次怎么来的？他们有他们具体的算法。我们应该更具体的来看中国竞争力从何而来？对洛桑商学院来说，他们使用了260个指标合成的国家竞争力，这260个指标中有三分之二是硬数据指标，是硬的，就是没有主观判断。还有三分之一是通过对企业领导人做问卷调查，做出他们的主观判断，这些以后合成排名，这种排名还是相对来说是以客观为主，当然260个指标也相当的多，260个指标各自权重不深究了，但是对经济学家来说还是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一些。

国家长期经济发展表现归根到底取决于潜在增长力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三个提高，一气讲下来三个提高，是竞争力的合作所在，也就是说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三者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表现归根到底取决于潜在增长力，不取决于别人对你的刺激多大，因此说潜在增长力是国家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关键，潜在增长率的提高已经不再能够用过去资本劳动的投入，已经没有很多人口红利给你用，因此想提高潜在增长率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可以由不同的部分构成，比如说人力资本、比如提高资本劳动的比例、比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是人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可持续、最持久的贡献因素，三者之间是这样的关系，这就是国家竞争力的所在，因为它看上去简单但是背后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竞争力我们在不断的提高，自己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在座很多企业都觉得很艰难，但是从外部来看，大部分人认为我们国家表现是一枝独秀的，到底我们秀在什么地方，竞争力到底提高在哪儿？一年可以跨越七个位次，我请我的同事做最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到底由什么构成。

如图，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过去这些年的变化，特别是最新回到2015年最新表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因素还是在提高的，这是最可持续的因素，但是也有不可持续的因素，资本劳动比，资本替代劳动对劳动生产率越来越大而且过大，人力资本贡献是在下降的，如果人力资本不能得到相应的提高，资本劳动比过快替代劳动就遇到了人力资本的瓶颈，它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要探讨未来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从而竞争力的来源是什么。

在这之前可以先看一看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是靠什么因素促成的。大多数人认为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投入，批评最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杨，首先克魯格曼90年代批判东亚，认为这种模式没有生产率的进步也不持续也不是奇迹，到了中国又是高速增长他再次说中国也没有奇迹可言，也不可持续，迟早要撞墙。但是很多研究否认了他们的说法，我们并非没有生产力的进步，比较典型的是在加拿大当教授的中国学者朱晓东的研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相当大的比重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

如图，用的是最极端的，或许我觉得他估计太高了，朱晓东的研究他认为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接近10%，其中有78%的贡献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能太高了，很多人证明我们是有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不可低谷，也许他高估了，但是至少我们不可低谷。进一步看全要素生产率或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有哪些构成因素、有哪些源泉。这些源泉在未来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应该转向什么源泉？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源

最近我做了一些分解，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它们来自于哪些因素？总体上做了不同的分解最后汇总在一起得出结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三四产业，中国经济是由一二三产业构成的，如果三个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就提高，分别是一产贡献了13%、二产贡献32%、三产贡献了11%，加起来是56%。这三个产业做出的贡献，另外中国经济是由三个产业构成的，但是三个产业的贡献只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半多一点，因此还有其他的因素，就是结构变化的因素，也就是说资源从一产转向二产、转向三产，或者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的部门，得到结果变化因素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共同构成了44%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结构变化的贡献一类是动态转移效应，也就是说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着从一开始就看准了生产率比它高的部门，在初始年份，比如1978年改革实行家庭承包制，劳动力从农业生产率很低转向非农产业，这个效应是静态效应，它贡献了5个百分点，还有动态效应是要转向那些生产率不断提高更快的部门是动态效应，它贡献了39个百分点，合起来是结构变化效应。

总体上看各个部门的贡献加上部门之间互动的贡献构成了中国过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根据前面的研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极其重要的因素。

过去的30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源泉还是不是可以持续？特别是结构变化因素还有没有？任何时候都会有，但是今后会大幅度的减弱，一个因素是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部门的转移，从劳动力从不许流动到今天城市至少有1.7亿农民工是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这部分人转移出来他们是谁呢？是农村每年新毕业的学生，16到19岁的应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这部分人口从2014年左右就到达最高点这之后是负增长，这部分人就是负增长了，因此他们想往城市转移的数字一定会减少，因此如图粉色的线是未来农村可提转移人口的变化趋势，相应也看到了农民工进城的人数从过去高速增长现在基本上接近于零增长，意味着急风暴雨式的结构变化效应将来不会有那么大了，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一定会下降的，这是结果。

目前用大企业联合会的数字也可以看出，中国劳动生产率过去几年是在下降的趋势，2007到2012年百分之0.5%，降低到2012、2013年百分7.3%，到2017年预计只有4%，即使这个速度仍然是全世界令人瞩目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的速度是在不断的下降也确实是一个因素，提高劳动生产率传统源泉在枯竭，传统源泉是指什么呢？是指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一产向二产三产转移，这个转移的速度放慢就必须转向未来，未来的转移有很多，至少有一条，当第一产业、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有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距的时候，农业非常低的时候，自然知道这个产业劳动生产率低就得不到多少报酬自然动力就转向非农产业，我收入提高了就很好，城市人也觉得很好，有大量的劳动力满足了城市的需求生活也很方便，国家总体劳动力方面来说是整个改善了。当速度不再快的时候还可以有新的生产率的来源，也就是说，资源在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

我引用两个研究，一个研究是对中国同一个行业内各个企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做比较，他们发现这个差距非常之大，差距非常之大就意味着是不合理的，因为在相对充分竞争的环境下，你的生产率比我高出很多的话，意味着我没有资格使用这些生产要素，就要把它交给你来使用，但是我不交给你还在苟延残喘说明我们的资源配置是不合理的，因此这个研究发现如果把中国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缩小，缩小到什么水平呢？不可能是零，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就意味着中国还可以把生产率提高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有这么巨大的生产率改进的空间。

还有一项研究，他们对美国做的研究，发现美国的生产率的提高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企业之间的生、死、进、退、创造性破坏，也就是说把那些没有竞争力企业的资源被那些有竞争力企业资源拿掉了，它的生产率就改进了，因此对整体的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含义是中国还没有把创造性破坏的机制利用起来，如果我们利用起来就可以得到更高的生产率提高，从而更高的国家竞争力，因此可以看到差别就在此，对于国家来说我们是只涨不降，应该是不断提高，我们不能让国家有创造性的破坏，但是对企业来说，国家竞争力每一个构成来说一定在未来是在创造性破坏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座的大家，企业并不是齐头并进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一定会有的人不断提高自己生产率留下来，还有的人会丧失了竞争力就出局了、死亡了，因此这时候差别就在于企业这个层次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创造性破坏而取得的。

政策启示

相应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政策启示，从政府来说，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是能够利用创造性破坏机制最基本的政策前提。企业都要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每个家庭也要提高，但是人力资本培养具有外部性有相当的责任是国家的，因此政府要来做，加大科研开发的投入，这些年中国在R&D的投入增长速度大概是全世界最快的，我们应该保持这个速度，因为它也是带有社会效应的投资行为。

既然有创造性破坏，企业没有充分义务去保障每一个人都是不受损，但是国家要做社会性托底的工作，企业角度来说，熊彼特所谓的创新的含义，我想强调今天大家都在说第四次或者第几次科技革命的浪潮是不是到来了？我们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正在这个浪潮之中，并不是还要等待什么时候来，因为看到在工业革命最如火如荼的时期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工业革命已经来临，马儿萨斯生产在那个年代他得出科学技术进步没有人口增长快，因此说必须认识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在这里了，我们要从中挖掘出对我企业创新有意义的东西来，借以实现这几个方面的创新，这就是我的一些体会，谢谢大家！

（内容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