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举办的“聚焦供给侧改革——来自日本的经验与教训”上，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就“僵尸企业”话题发表了个人观点。

       黄少卿发言称，目前中国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不断累加，而且僵尸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最高。他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产业扶持政策实施以后，从第三年开始，会对这个行业僵尸企业的增加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的正向作用，即，会提高僵尸企业数量的占比。在黄少卿看来，我们应该在泡沫破裂之前采取措施以改进中国经济的效率。因此他提出为了提高僵尸企业退出率，中国长时间所实行的选择型产业政策应退出；考虑对《企业破产法》进行修订，把简易破产程序引入进去，加快小微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的步伐等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不断累加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僵尸企业总体的情况是，2001年到2007年，无论是数量占比还是资产规模占比，都有一个逐步降低的过程，从2001年大约20%降到了2007年——也就是上一轮中国经济周期顶峰——的10%左右。因为数据缺失问题，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8-2010年没有提供政府补贴数据，我们很难把僵尸企业识别做到最近的年份。因此，我们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做了一个补充研究，我刚才也注意到，星岳雄教授用的指标也是上市公司的指标，来自另外一份研究。因为识别方法和估算技术细节的差别，所以我们的结果略有不同。

       上市公司是一个具有很强特殊性的样本，首先，地方政府通常都会把它认为有竞争优势或者说大型的国有企业来扶持上市。与此同时，当它们出现问题以后，因为中国上市公司壳资源价值的存在，地方政府又不愿意让它们退出市场。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2000年到2015年总体来讲，中国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数量呈现不断累加的过程。除个别年份，比如2007年的时候，因为此前股市急剧上升，导致那一年出现了大规模资产重组活动，有很多有价值的资产被注入到很多壳资源上市公司中来；另外，2010年，受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影响，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数量也出现了减少。但是，短期效应消失后，僵尸企业数量又都回到了原来的水平。

       另外也可以补充一下刚才星教授报告的数据里所没有的资产占比。我们发现，僵尸企业资产占比最低的时候在7%左右，最高的时候达到14%，在7%到15%之间波动。不过，我认为这个比例波动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因为虽然僵尸企业的量在增加，但是分母，上市公司总数这些年的变化也比较大。所以，这个比例我个人认为不好直接用来做对比。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僵尸企业在地区之间的分布，2001年，僵尸企业最多的地区是中部地区，无论是资产占比还是数量占比。到2007年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数量占比西部地区成为最高的地区，而资产规模占比东北地区已经成为最高的地区了。而且可以看到，中部地区在这几年之间，无论是数量还是资产规模的占比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根据我们另外一个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恰恰就在这6、7年间，中部地区的TFP（全要素生产率）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两者之间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最起码这两个现象确实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发生了。所以也可能能暗示我们，僵尸企业问题的改进确确实实可以帮助改善经济效率。

僵尸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最高

  我们也可以看僵尸企业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分布情况。2001-2007年，国有企业中僵尸企业的数量和资产占比始终都是最高的，2001年数量占比接近45%，而资产占比也是超过了33%。2007年，虽然两者都有所下降，但是依然在各类所有制中是最高的。而私营企业中这两个占比从2001年到2007年都是最低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有制方面的差别。在所有僵尸企业中，国有僵尸企业占全部僵尸企业的比重，2001年为46%，而资产占得更高，达到了59%。也就是说，在2001年有超过一半的僵尸企业资产在国有企业手里面。2007年有所变化，但国有僵尸企业的资产依然占全部僵尸企业资产接近30%，但是，国有僵尸企业的数量占整个僵尸企业的比例已经只有一成了。也就是说，国有僵尸企业用一成的数量贡献了三成的僵尸资产。而私营企业则用三成的数量贡献了一成的僵尸资产。我们发现，私营僵尸企业数量在2001-2007年这几年有一个非常迅速的增长，而其中主要是大量的小型和微型私营企业成为了僵尸企业。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在产业结构方面僵尸企业的一些变化。可以看到，个别行业波动比较大，像烟草行业早期僵尸企业占比非常高，2007年已经非常低了。有的行业占比则是很稳定排在前面的，比如钢铁行业、非金属矿业、造纸、食品、交通运输设备等等，占比始终都是相当高的。

产业政策和僵尸企业间的关系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产业政策和僵尸企业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想在经验上看看，产业政策是不是对僵尸企业在不同产业间分布的这种差异造成了影响。可以看到，确确实实，在2001年和2007年，僵尸企业的数量和资产规模占比的平均数上排在前15的行业里面，有7个行业在“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被列为重点产业。当然，重点产业不局限于这些，它们只是僵尸企业数量和资产占比排在前15位中的重点产业。

       我们发现，中国产业政策的实施确实挺有力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列为重点产业的产业的确得到了政府更多的补贴。可以看到，国家规划中的重点产业，确实获得了更强的产业政策支持，比如，获得政府更多支持的行业有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医药、通讯设备等等。我们之所以认为它们得到了政府的重点扶持，是因为统计表明，这些行业内有更多企业拿到了政府补贴。我们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它是不是得到了政府重点扶持。用这个指标来作为产业政策的代理变量，也是2015年Aghion等人发表在AEJ的文章所用来度量产业政策强度的一种方法。当然这不是他们唯一的指标，他们也用了其他的指标，而这个是他们最重要的对产业政策强度的衡量方式。

       我们由此做了一个经验实证研究，来看一下产业政策对于行业僵尸企业数量占比是不是产生了影响？我们用僵尸企业在行业的数量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用该行业得到补贴的企业数量占比作为度量产业政策强度的代理变量，把它作为解释变量。回归分析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产业政策对于滞后三期以后、即滞后三期、四期、五期的行业僵尸企业数量占比，都有一个正的影响，而且，分别在5%和1%的水平都是显著的。这样的结果并不因为我们用不同的回归模型而有变化。

       换句话说，产业扶持政策实施以后，从第三年开始，会对这个行业僵尸企业的增加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的正向作用，即，会提高僵尸企业数量的占比。

       我们换一个指标，用每一个行业单位产值所得到政府补贴的数量作为另外一个替代性的产业政策指标。回归结果不如前面的结果更加稳健。但是我们依然会发现，在固定效应模型之下，第四期、第五期同样得到了前面模型相似的结果。产业政策扶持强度越强的行业，在经过四年以后，那么它的僵尸企业数量就上升上来了。

       最后，我们想看一下，如果说产业政策会导致经济中存在更多的僵尸企业，那么，必然在生产率上有一个负面的影响。对此，我们也做了一个总体的估算。我们可以看到从2001年到2007年僵尸企业和非僵尸企业在生产率方面的差别。首先，资本边际产出价值的分布上，无论是2001年还是2006年，僵尸企业的资本边际产出价值的均值都比非僵尸企业得更低，而且僵尸企业是负值，非僵尸企业是正值。

       另外，在标准差方面，僵尸企业资本的边际产出价值在大部分年份比非僵尸企业的标准差要来的更大。换句话说，就是僵尸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的差异度、效率的差异度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反映2006年情况的这张图，你们会看到，不但均值方面，僵尸企业比非僵尸企业要更小，而且分布方面也稍显更大。到2006年，僵尸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离散程度已经有所收敛了，但是依然是更差。

       从劳动生产率角度来看，依然会发现僵尸企业和非僵尸企业同样有类似于资本边际产出价值的差异。但是劳动生产率方面僵尸企业和非僵尸企业的差距要更小一些。

       最后，我们做一个反事实推导。假如僵尸企业无论是资产的边际产出率还是劳动边际产出率，都能够达到非僵尸企业类似的分布状况，换句话说，如果它们面临同样的生产要素价格的话，那么，会实现多高的TFP增长呢？我们的估算发现，如果同时改进K和L的配置，那么，TFP在2001年可以提高55%。在2002年可以提高57%。到2006年依然可以提高56%。显然，如果僵尸企业能够提高它所占用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或者把这些生产率要素让度出来，让更加高效率的企业来使用，那么，这对于中国经济效率的改进将会产生实质性的积极影响。

从僵尸企业入手未雨绸缪

       刚才星教授演讲最后特别提到一点，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日本在若干年以前有非常相似之处。他刚才建议说，希望中国最好不要出现像日本那样的，最终发生了金融的泡沫破裂，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中国经济将要承受更大的痛苦和代价。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泡沫破裂之前就来采取一些措施来改进中国经济的效率呢？我想至少从僵尸企业这个问题上来看，我们的确可以未雨绸缪，做一些事情。

       在最后，我想提出两个政策建议：一个建议是，我们现在的确看到，中国现在的产业政策，包括通过政府补贴、税收减免、信贷补贴，等等，的确提高了低效率企业，甚至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的机会成本。当那些本来生产效率低于某一个水平，就应该离开市场的企业，现在就选择不离开了。除非它的效率低到某个更低水平才会离开。所以，产业政策让一部分低效率企业留在了市场，降低了僵尸企业的退出率，从而降低了整个行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

       如果要加快僵尸企业从市场的退出，我个人认为，恐怕首先要退出的是中国长时间所实行的选择型产业政策，如果这样一种产业政策不退出，僵尸企业退出的步伐就很难加快。

       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含义是基于我们的另一个发现。我们虽然发现有很多国有僵尸企业、大型僵尸企业一直在市场中僵而不死。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还有大量僵尸企业是小微僵尸企业，这部分僵尸企业恰恰不是国有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为什么这么多并没有得到多少补贴的小微僵尸企业不选择退出市场？我们猜测，这可能是在中国破产成本过高所致。我们的研究还在进行中，我们希望后面能把这个因果关系做更的加可靠。

       今天，我们强调中国经济要走向一种创新型经济。创新型经济一定是一个创业型企业高进入率、同时也是创业型企业高退出率的一种经济。就是说，当出现技术革新时，某个阶段一定有大量企业要进入市场。同时，那些经过检验证明自己创业的创意或者说对于市场的把握失败的那些创业型企业，它应该尽快的从这个市场上退出。如果有一个更畅通的退出机制的话，它对企业进入也会产生更好的作用。因为那些小微僵尸企业所占用的人力资本、人才和资金可以更快地转移给新进入企业。

       中国《企业破产法》虽然当年曾经考虑要引入简易破产程序，但是最终并没有把这个写进《企业破产法》。所以，我们也想在呼吁一下，应该考虑对《企业破产法》进行修订，把简易破产程序引入进去，加快小微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的步伐。

       最近，研究中国经济的Brandt教授及其合作者有一篇论文讲到了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不同地区的企业进入速率对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在这里想强调另外一个视角，即进入方面的障碍会影响生产率，其实退出也是一样的。如果政府的政策、现有的法律不利于企业退出，换言之，因为通过产业政策提高了僵尸企业的退出成本，因为《企业破产法》实施成本比较高，阻碍了小微企业的退出，同样会对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

       那么，在这些方面采取相应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的措施，对于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对于中国经济更加健康发展，就一定会带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