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汉语讲，我讲的不好请原谅。我非常赞成星教授的演讲，他讲的非常好，而且我觉得日本跟中国有很多相同点，那最大的相同点应该说是，他们两国的经济都经过了比较长的快速度的发展时间，但是这个时间，这个快速度发展时间结束以后，就变成了、很快的就变成一个新常态，星教授就是用趋同那个概念，来解释那个经济放慢的过程，这个我也是完全赞同的。

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点。补充什么呢？我们如果看到日本的经验，或者看到韩国的经验，我们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他们的快速增长时期，不是慢慢的变成一个中速度的时期，然后慢慢变成低速度的时期，而是有一些很明显的转点，日本有两个很明显的转点，一个是1973年，1973年以前，就像星教授所说的，日本的增长率超过了10%，从1950年到1973年增长那么快，跟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差不多，那从1973年下来，日本增长速度下降很快，从1973年到1992年发展速度没有超过6%，所以这个改变是很突然的，而且1992年以后，日本的那个发展速度又一次下降了，每一年增长1%左右，经济上的趋同过程，应该说高速度的增长应该慢慢变成了一个低速度的过程，但是日本、韩国的经验并不完全是这样。这个就提出一个问题，这些不同的阶段为什么有一些那么明显的不同特点。

当然我要提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是每个成功的国家，每个成功的经济，取得了一些成功的制度，那个时候，七十年代我们都感觉到，日本的制度是特别成功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写了一本书，叫做日本是第一的，他的意思是说，不只是日本的经济发展快，而且日本的制度有很多美国人是需要理解的，一些制度上的优惠。从现在来看，他的那个看法不是完全有说服力，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是完全对的，那个时候日本的制度完全是适合于那个高速发展时期的那些需要。而中国也是有一些相同的情况，就是说中国，非常有意思的制度，非常适合中国高速发展的时期，但是遇到新常态，有一些新问题，要加快开放的过程，就像陈清泰教授刚开始所说的那样。

第二个问题就是到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有哪一些改变，我觉得现在中国的（PPP），一般来说就是1万5，我们做一些比较。可以看中国现在的人均PPP，GDP，跟日本在1973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做一些相同点，现在的中国跟1973年的日本，从这个方面来讲，在同一个水平，而且韩国也差不多，1993年1万5，到1997年，韩国是发展很快，已经到了2万，1997年大家都知道，那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那个时候，有一两年，韩国的水平在下降。

第二个日本的危机，日本的人均GDP到3万的时候，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我们也可以说高速发展的那个时期，也是适合于一些结构性的变化，譬如那个人口红利，也是一大部分，还有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的变化，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特色的情况，这就是那些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已经快要结束，而且这是从两个方面可以讲，一方面就是劳动力大规模的向城市迁移的那个阶段，大概快要结束，我给你看一些数字，这是中国统计局的农民工的数据，这是总涨落的情况，已经增长了3%、4%，现在有两年，基本上没有增长，到外去的基本上就不增长了。

所以流动人口从1990年到2010年是增长的非常非常快，但是2014年、2015年、2016年开始稍微下降一点，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有一些流动人口就遇到了城市户口，那个数字就减少了，但是还是可以说，大规模的迁移已经结束了，还有另一个结构性的因素，就是全部劳动力，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2010年是中国全部就业到了高峰，从2010年开始微微下降，所以这些结构性的变革跟日本是不同的，因为日本的全部劳动力的数字，在1996年才开始下降的，所以这些结构性的变化，中国虽然收入水平等于日本在七十年代的时候，但是这是结构性的特点，比较像日本在八十年代。

最后一点就是，就像星教授所说的，日本在八十年代跟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相似点，而日本的最低的那个增长，就是泡沫破灭之后才发现了，所以我们在九十年代以后，外国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日本的错误是他们太慢的把金融行业做一些创新，创新改造，所以新的发展，不能到新的项目去，也不能给经济发动的动力。但是现在就不清楚了，因为西方的那个大金融危机以后，各国都受到了一些危机的影响，现在看到日本的九十年代的经验，也可以看到，虽然他们的增长率不高，但是经济还是比较稳定，收入没有下降，还是有一些成功的因素。所以如果说，中国应该从日本学到哪一些问题，应该分到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是泡沫之前，第二个是泡沫破灭以后，哪一些政策是最有效的，这个我想以后可以问星教授，泡沫破灭以后，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处理经济呢。我就讲这些。

（CIDEG编辑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