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对于中国而言是厚积薄发的一年，也是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的一年。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向世界发出倡议，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全球经济治理。而中国经济自身也呈现出结构调整、新动能成长、企业效益改善等亮点。

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孕育着哪些机会？中国经济如何融入全球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上述话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他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科长江学者，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主要研究公共政策与管理。薛澜认为，为了推进改革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要真正形成现代化的公共治理体系。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给全球带来机会

中国经济时报：世界经济在曲折中艰难复苏，不同经济体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近来出现一些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的声音，这对全球经济的未来会有怎样的影响？

薛澜：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倾向，长远来讲对全球经济是非常不利的。现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各种信息、货物流通，最终结果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很多国家的百姓没有意识到，实际上自己是全球化很大的受益者。因为，全球化使得美国等很多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物美价廉，生活水平继续提高。

当然，全球化的确带来了不确定性。在很多传统发达国家，一般百姓原来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养家糊口，可以过上不错的中产阶层生活。但现在情况发生改变。一些人有可能比原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也有可能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而丧失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容易把贸易问题放到一个较突出的位置上。现在全世界各国都要思考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协调政策，并且在现有WTO贸易框架下，如何不断地推进更加开放，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调整再分配体系，减少收入差距。

从长远来讲，不能轻易在WTO之外，各自去弄一些小块块，去蚕食WTO的作用。虽然当前WTO谈判遇到一些困难，但各国还是要一起努力去克服困难，在大的框架下总体推进。与其相关的还有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保持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避免一个国家的政策调整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的外部性。如果美国要加息，可能对资本流向有很大的影响。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给全球发展带来新的机会。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有三个核心支柱：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包容性发展以及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涉及国际发展的各方面问题，包括气候变化、非洲工业化等，都可以纳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需要在观念上进一步开放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的经济要与全球经济融合发展，未来应该怎么做？如何推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薛澜：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从中收益巨大。当然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从观念上还需要进一步地开放，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发展需求。现在，我们有更多的企业到国外投资，更加体会到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彻底地解决仍然或隐或现地对外资或民营企业的歧视或不公平的条件，让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中国市场都能享受同样的待遇。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面临着公平待遇问题，既需要这些企业自身的努力和争取，也需要国家通过外交渠道等各方面来努力。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央政府是有定力的，努力地推进结构性改革。我们必须避免用短期的手段来解决长远的问题，本届政府有很大的决心去推动改革，坚持下来很不容易。有些地方受到的影响很大，这时候就要有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体系本身也面临着重大的改革，这是一个双重挑战。坚持推进结构性改革，如果没有社保作为托底的话，可能会产生社会动荡。但如果只是被动地提供保障，以后负担会越来越重，会不堪重负。所以还得去引导，怎样让失业、下岗人员参加各种技能培训，提高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政府还要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现在争议较多的是各种收入不均和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最近，政府在努力解决扶贫问题，这是问题的核心要害。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也要想办法扩大中产阶层。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要让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稳定器。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中产阶层绝大部分应该是知识阶层，能用知识和技能去创造价值。然而，中国社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把这个问题理顺，知识创造的无形价值在社会上得不到承认。举个例子，医药卫生行业的社会价值在中国被严重压低。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学医的人改行的现象。

此外，中国发展到今天，有很多产品需要提高质量，提高附加价值。一个社会如果高质量的产品卖不出去，厂家就不会有积极性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真正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品牌有多少？我们满足了过去的物美价廉，但是没有真正的品牌。今后，我们需要大批的人去研究创意，研究如何建立品牌，研究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开拓。中国恰恰这一块的人才非常缺，但其实背后还是知识型人才市场的问题。如果拥有创意、知识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的人才体现不出市场价值，相关的行业就发展不起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的“上学无用论”开始重新登场。中国必须完善知识型人才市场的机制，使得知识和技能在人才市场上得到应有的价值认可，这样的话才能形成正向激励，推动知识型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

中国要形成现代化公共治理体系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正在推进结构性改革，如何有效地推进改革？

薛澜：中国推进的结构性改革，实际讲的是需求侧和供给侧的问题。

政府的改革最复杂。政府存在两类问题，第一类叫作政府失灵，政府很多行为，跟原来预设的理性行为不一样，不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利益。政府失灵的典型情况就是官僚化的倾向，追求政府规模、地位、特权等；还有就是委托代理所产生的问题。这类问题是内在于政府的，中外各类政府都有的共同毛病。第二类问题叫作政府能力不足，尤其是中央政府，跟现代理性政府运行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改革到了今天，不再是简单的方向判断问题，需要更加科学理性地分析各类政策，中央政府的能力和资源远远不够。

政府失灵和政府能力不足两类问题混在一起，使得政府的工作和改革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大家对政府抱怨比较多，另一方面大家还嫌政府规模太大。当然，中国政府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均衡。不管怎么说，中国中央政府的规模实在是不大。大家到政府部门去看一看，就会发现公务员“5＋2”“白＋黑”是经常的事情。我告诉国际同行中国中央政府的规模之后，绝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所以，这中间其实有很多没有理顺的地方，包括政府的职能。下一步，政府改革需要去理顺哪些是政府必须要做的事，哪些事情可以交给市场或社会。同时，各类公共事务和行政资源在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如何配置更加优化，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需要真正形成一个现代化的公共治理体系，在这种治理体系里，政府发挥其职能作用，市场能够在产品服务提供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社会能为公共治理提供充分的活力。政府、市场、社会这三个要素在什么问题上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什么是合理的平衡点？这些都还需要不断地探索。这三者之间和谐共治的局面是我们最期望的。这个现代化的公共治理体系没有形成，中国总体的改革就没有完成，中国经济社会的各种潜力就无法充分发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应该往什么方向去发展，要主动去引导。政府要站到前面，把社会往健康的方向、长久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去引导，这是政府现在需要努力做的。

中国需要考虑的具体政策问题很多。例如，科技进步对社会带来影响的不确定性在加大，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转型到底要花多长时间，中间会有一个转换期，对就业影响会较大。而且新的技术创新可能会带来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在这种大的变化过程中，我们的教育培训体系没有能够跟上。因为，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最需要的是能够及时更新技能，不断学习，然后去适应新的就业需求。

其他需要推动的改革还有很多，比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现在中国的产品和服务大部分都供给过剩，但看病难的问题多年来仍然没有解决。这就是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对优质医疗服务有这么大的需求，但另外一点，很多医学院的大学生毕业了以后不愿意当医生，与国外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大部分其他国家，医生是最受尊重的行业之一。但目前我们的医疗服务体制使得医生不但名义收入低，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甚至有生命危险。背后的问题就是体制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去真正深入分析，在这方面达成一定的社会共识，然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那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中国的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毛入学率，同龄人能够上大学的达到40％，相当于国际上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教育质量的差距很大，而且我们提供的教育跟社会的需求脱节。所以一方面每年有700多万的大学生毕业，但另一方面，很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有很多行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教育体系怎么样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解决错配也是一个难题。

通过法律法规鼓励企业创新

中国经济时报：改善社会公平和生态环境，企业的力量不可或缺。如何尽力去解决上述问题，让公共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

薛澜：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让企业真正良好地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发现自己的潜力，通过劳动创造价值，这是它最大的贡献。企业做事情必须得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生产的产品要高质量，对人体无害，也要为社会做一些公益，支持公益事业。

生态环境是目前全社会关注的，我们付出的代价非常沉重。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讲，可能要避免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大起大落地解决。企业关门的成本很高，而且容易死灰复燃。而应该通过法律法规把大的方向指清楚，并且给企业一定的时间，让其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手段来逐渐过渡到新的生产过程。新《环保法》的出台都往这方面去引导。方向是非常明确的，也需要有耐心。

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政府要跟所在国的政府联合起来建立好的监管体系，鼓励诚信的企业能够受到合理公平的待遇，能够有真正的盈利机会，好的企业会去得更多。同时也要合作打击不法的企业，这样的话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比如帮助非洲国家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对中国长远来讲是有利的。如果那个市场是很糟糕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短期中国企业可能赢点小利，长远来讲对中国企业并不利。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