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改革落地生根？

吴先生坦言：有一些改革的指导意见和方案不衔接，执行部门有点慢，要防止改革流于“空转”，助力中国经济走出困境，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落地攻坚：一，防止改革流于“空转”的关键是注重顶层设计与上下贯通。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而不是用行政手段“调结构”。三，转型阵痛难以避免，应当普惠性减税。四，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应当从增加投资转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五，城市化应该是市场主导的城市化，而不是扩大规模摊大饼。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吴敬琏认为，之所以推出它，是由于误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长期问题，最终导致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不断推高和资产市场泡沫生成的情况下，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当从供给侧寻找原因和应对方略经济。吴老强调，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应当从增加投资转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至于当前中国的应对方略，吴敬琏认为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落实改革。重点在于：要在稳住大局、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推进改革，建立能够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机制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同时，改革转型的阵痛难以避免，因此吴敬琏也建议要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例如，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隐性负债及或有负债，停止对没有回报或回报过低的项目的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 输血，停止“刚性兑付”，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鼓励发展中小民营企业，兼顾保障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

此外，结构性改革也需要辅之以短期政策，例如运用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应当发挥辅助作用，以便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具体而言，实行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但“去杠杆”还应当是总的方向。运用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应当指向发挥企业积极性的方向，例如普惠式的降低税负。

注重顶层设计，上下贯通

吴老认为，我们现在的改革往往流于上传下达的“空转”，而没有落到实处。不止是财政部门有这个问题，好像有好多国务院的部门都有这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形成一套能够贯通的机制？需要顶层设计，因为经济是个大系统，从子系统各自去设计，它往往无法协同，它不能够积极地互相配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确实有很好的经济改革，也有很好的顶层设计了，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但是它好像没有办法贯通，在贯通机制上好像存在问题。

这里面的关键，就在我们的经济和生态专业小组。顶层设计主要的党中央的参谋机构，在经济方面是中财办，中财办主任刘鹤同志是兼着发改委副主任的，发改委党组的副书记。另外还有一些专门的设计，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是国务院一个单独的小组，它和顶层设计之间应该贯通起来。

“供给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

在提到“供给侧改革”时，吴敬琏并不赞成用“供给侧改革”这个说法，因为习总书记说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指出，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把这个词分解为三个词，一个“供给侧”、一个“结构”、一个“改革”，而吴敬琏认为它应该分成两个词，一个“供给侧”、一个“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改革，但如果把“结构”两个字单独出来，有人就把它解说为“供给侧结构调整改革”，这就走了岔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而非行政调整。在去过剩产能时，资源应当流动起来，让市场决定资源的去向。比如说工作岗位，职工就要从过剩产能的企业走出来，进入新的就业岗位，前两年服务业的发展就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当然，我们从去年其实可以预见到，现有的措施不能够保证服务业进一步地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通过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和再配置，还要发展一些产业。

产业的发展，也不一定必须是新兴产业。正所谓“不管是土豆片还是半导体芯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不需要政府去指定发展哪个产业，市场自会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产业，需要什么产品。我们只需要准备条件，让从业者愿意发展，又能发展，那就可以创造就业岗位。

现在的“营改增”就是促进产业发展的方法。营改增本身是有两个效果的，第一，营业税这个税是妨碍分工的，而增值税是对分工深化没有妨碍的，所以也就是说它能够鼓励分工的深化。第二，在税率计算上要尽量想办法降低税负。虽然税收减少对财政的压力比较大，但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个压力了。

走出困境的关键是提高效率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2016年底或者2017年上半年，我们的经济会触底，因为房地产投资触底，然后回升。吴敬琏则认为，这种需求侧分析的方法是不对的，长期经济分析必须从供给侧做。供给侧要素有三个：资本形成、新增劳动、效率提高。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不能寄予太大希望，当然加强教育争夺劳动力素质优势也是重要的，但是这要花很长时间。第二就是投资，投资现在已经是过度了。所以，关键就是提高效率。其实，现在供给侧分析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就是我们要保证经济走出困境，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靠效率的提高来支撑增长。如果靠需求增加来提高增长，那就会犯错误。

不过，我们也知道，效率的提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提高效率这个问题从提出来到现在已经35年了，正式提是21年，但总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现在的情况和日本还不一样，日本是在很富裕的情况下经济停顿了，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要是经济停顿了，那还得了？我们毕竟是经济的底子较为薄弱的。所以，提高效率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

市场主导的城市化能存利去弊

中国的一二线城市不断地在调控，但是三四线城市又面临去库存的问题。吴敬琏指出，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别的国家都是市场主导的城市化，我们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于是它造成的结果就是行政级别越高，规模就弄得越大，变成一个造城运动。造城运动的结果使得城市化的效应发挥不出来，而它的副作用变得很大。

实际上，我们必须先了解城市化的目的，然后再做城市化。如果是在2004、2005年说城市化很重要，这是因为它能够增加投资需求。后来人们说这个意见不对，城市化的目的是增加消费需求，因为农民进了城，他的消费需求就增加了。但是这也是错的，因为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有了收入才能增加需求，否则只是欲望。所以大家后来都认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自然结果。城市的功能是人的聚集，能够通过交流，通过碰撞，产生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新制度。所以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城市化的过程，没有城市化就不可能有工业化。

工业必须聚集才有规模经济，才能够产生新技术，而人的聚集就会有副作用。第一个副作用就是生活费用提高，第二是生态自净能力降低，第三是交通拥堵。市场主导的城市化会自动地找平衡点，既要得到城市化的好处，又要防止它的副作用，就形成一个城市的理想结构。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