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华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规划院院长

谢谢CIDEG的邀请，我今天主要从三个方面讲。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镇化面临的形势

第一个方面我能看到我们国家要从土地的城镇化走向人的城镇化，我们的土地城镇化根源在在我们过去的产业模式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产业模式是靠土地劳动力、环境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是在城镇化上，我们是靠高价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对冲掉低价的用地完成快速发展的过程。我们看到大量进入城市的人，低成本的发展战略下，他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同时又面临比较高的房价，只能解决土地的城镇化。要解决人的城镇化，如何在我们的制度改革中，解决好另外对应的三高成本，那就是我们的物流成本高，市场交易成本高和生产性服务业成本高。中国的物流成本可能是欧盟发达国家物流成本的两到三倍。今天美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复兴，是因为美国制造业的物流成本和能源成本的比较优势可以对冲掉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第二大形势在不同的经济制度条件和不同的网络组织条件下，人口在空间上的迁移，产业在空间上的变迁，这才是决定我们城市空间的基础力量。

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关键挑战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我们如何认识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前段时间有个院士提到，中国进入城市的人口应该是34亿，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数字？因为在我们的城市规划里有一个惯例，一人需要一百平米的建设用地。香港的人均建设用地只有18平米，新加坡有比较高的工业结构，新加坡的建设用地是54平米。。我们也可以看东京，最近我也有一个统计，东京他的城市建设用地在工业比例是6%，他的服务业用地的比例占到了4.83%，不到5%，解决了457万人的就业。未来我们的发展过程中，如何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理论界打破这个一百平米的用地，是需要战略思考的。

刚才陶然教授也讲，我们形成的主导发展模式，我们出现了不少鬼城。鬼城比较有名的鬼城就是天津的于家堡，他的目标要成为全球最大的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导的CBD，但是我们知道他今天为什么叫鬼城呢？其实我们回头可以看一下，天津于家堡在什么区位上，西南边是天津的塘沽开发区，是一个制造业的区位，不是生产服务业的区位。政府大量的投资，没有遵循工业或者说我们的产业的空间发展的区位这种经济规律，必然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制造业的发展，他一定是向成本洼地集聚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他一定是要素高聚集区的。包括天津于家堡的发展过程当中，以土木建筑为专业的这种城市规划学界，在这些鬼城的发展过程中，对政府的决策的影响力在未来我们显然需要不断加强，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我想这是面临的挑战。

经济学和城镇规划结合的知行合一道路

传统的经济学，他的假设条件是产业在空间上是匀质分布的，是完全竞争的，这也就是柯罗格曼所讲的，因为这种工具可能就是我们传统的搞城市规划的工具，对空间的一个认识。所以柯罗格曼拿出新的研究，因为产业链条之间的匹配效应，因为知识信息环节的学习效应，带来了极大的报酬递增，并且在空间上形成了垄断性的竞争，这也是我们在城市里、在区域上看到大量的专业空间，这样的一个条件，可能跟我们传统的在分析经济学和空间的关系上是带来很大的变化的。我想从经济学这一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天。从城市规划来讲，过去中国以土木和建筑为主导，更多的强调我看我这个房子盖起来漂不漂亮，到底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发展什么样的城市功能，让过去的土木和建筑工程来学习，这是显然不够的，从这两个学科的特点来看，我们经济学应该是一门时间序列的解释性的学科，城市规划是什么？他应该是我们发展过程中各种要素在空间上的一种行动的安排，这里面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知行如何合一。

下一步我们国家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学理论如何解决经济学的空间性，当然我们今天更多的讨论我们经济学的制度性，制度的设计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肯定是要发挥非常大的作用。我们的空间性也应该引起各个方面的重视，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结合，这个角度只有经济学城市规划，将我们的知和我们的行合到一起来。从理论到技术，政府到企业，真正的形成一种把制度设计、经济学理论和工程融合起来才是将来的道路。谢谢大家，我的发言就这样。

（本文根据“CIDEG十周年庆典”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