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的城镇化模式

中国是一个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制，这个体制压低银行的利率，低利率的贷款优先释放给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和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制造业上游、能源、原材料、重化工业和一些高端服务业部门，即所谓的国有垄断部门。地方政府借钱征地，给农民补偿，做基础设施，但基础设施成本较高、土地平均征地补偿成本比较低。然后再把土地其中的一半左右，以不能覆盖成本的价格租给工业用地者和开发区出租。以优惠的土地，放松的环境管制和劳工管制招商引资，吸引以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部门。可是制造业吸引过来以后，给地方政府能交的税收是非常有限，它的所得税经常会减免很多年，增值税地方政府只拿到25%，加上中央返还的部分35%左右，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挣不了太多钱。如何挣钱？主要靠制造业带动本地服务业的发展，对于一般的中小城市，除非特大城市，如果没有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是没有基础的，也就是说制造业对服务业有财政溢出效应。

制造业吸引过来以后才能带动本地服务业，包括房地产业的发展。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里面赚钱，再去还银行的贷款，形成这一个循环。在九十年代末期以后，中央政府把人民币贬值，增加出口。在这个过程中，地方一波一波的进行这个循环，因为我们的生产要素价格很便宜，汇率也很便宜，所以有顺差，但顺差过程中，人民币不会做迅速的调整，因为地方政府在一波一波建开发区，前面一波刚刚把钱还了，后面一波还没还钱，所以他们坚决抵制人民币升值，中央政府从这个模式里面纳入了很多的增值税，所以也不会对人民币进行有效的升值，导致我们人民币增值过于缓慢。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热钱涌入。当然这些钱很多都投入到地方政府垄断上，形成一个初步的房地产泡沫。

出口导向制造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上游国有垄断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从90年代快要死翘翘变成高额的巨额的利润，他们也能够获得大量的贷款。他们在全世界全国内进行国进民退，所以国进民退主要在这些部门里面发生。还有一部分人拿了银行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市场的炒作，这就是中国从90年代末以来的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导致中国的工业开发区大概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省级、中央、省、地方乡镇，从沿海到内地一波一波开发区和新城区，开发区是搞工业，新城区是搞房地产。

到2009年的时候因为出口下降这个模式就运转不动了。出口下降后，我们采取大规模的财政信贷和刺激政策，跟日本在80年代末日元升值以后所进行的刺激是完全一样的，当然效果会更遭。大量的钱仍然在释放给了地方政府和上游重化工业部门，央企，包括高端服务业部门，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就建了更多的工业开发区。产能已经严重过剩，为什么地方政府还要建开发区呢？因为大规模的释放流动性以后，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制造业还没起来，房地产已经起来了，所以房地产价格上升给地方政府造成一个财政幻觉。不当的财政信贷政策造成了财政幻觉，以及中央鼓励地方借钱，都是国有银行，如果还不了，最后中央不可能看国有银行倒闭，这种是道德风险导致了我们地方政府的债务很快从五万亿到十万亿，到现在官方估计的数字是在20万亿，但实际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目。这种模式到了现在我觉得出了一个问题，下面我比较一下中国泡沫和日本泡沫的差别。

中国泡沫和日本泡沫的差别

第一，日本的泡沫主要是商业地产的泡沫，中国的泡沫是全面的泡沫化。日本的泡沫比我们高，但没有我们这么广。中国是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养老地产，还有死人地产，就是墓地，全面的泡沫化。

第二，日本由于日元进行了有效的升值，大量的产能向国外输出了，但中国大部分工业开发区最后将成为一个鬼城。现在我觉得推动的改革，就是上游重化工业和高端服务业部门要打破垄断，赶快变卖资产。打破垄断，增加竞争，但这个改革很难。我们目前看到的正好相反，因为垄断行业的利润在下降，所以更加强垄断。第二点改革就是我们说的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也非常困难，因为正好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在下降，所以他们更有积极性去进一步垄断土地。所以这里面临一个悖论，现在我们的土地制度改革是完全没有进步的，我提出的建议就是在人口流入地的主要城市，在城中村和城郊村允许本地村民给政府交纳一部分公益事业用地的情况下，让他们合法的给外来农民工盖出租房，这个台湾或者日本叫区段征收。这样出租房暂时不冲击市场，但是我们有两亿多农民工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能够盖1到1.5亿套出租房，让这些外地农民工一对夫妇可以在这里住下来。这个房子不能出卖，只能够出租，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再考虑买卖。这样拉动建材水泥，让他们能够定居下来，同时对这个出租屋可以收取一些出租屋所得税，让他的子女能够就学。

地方财政真正变为公共财政时，才有征收物业税的基础

第三，刚才越泽明谈的非常好，我们要进行转型，可能最后要收物业税。但是现在我认为在中国物业税完全没有机会，因为物业税还没有收的时候，只要传出这个风声，我们那边的土地出让金就马上下来了，所以这边钱没收到，那边就已经亏掉了，过渡方案可能是拉动放开城市郊区村集体的土地，给他一部分土地开发权盖出租屋，拉动水泥建材，拉动他们逐渐成为城市常住居民和消费者，同时原来的大量的闲置工业用地逐步的转化为商住用地，这个也需要非常慢的节奏。政府这从里面补充一部分钱，直到中国的地方财政能够真正变成公共财政的时候，我们才有征收物业税的基础。

但是这些方案还是解决不了中西部大量的地方政府资不抵债的问题，这时候确实需要央企的垄断行业，包括我们做一些财政和信贷的量化宽松，卖掉央企的一些资产，打破垄断，把即将外套的私营资本留住，变一点现去帮地方政府还钱。我们现在推进得比较快的是金融体制改革，利率市场化可能导致经济下行，利率上升的情况，可能会使央企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被刺破，然后房地产泡沫被刺破。所以我认为实体部门的改革至少应该与金融体制改革同步进行，这就是我的结论。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CIDEG十周年庆典”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