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成立十周年庆典暨学术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作为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出席大会，并作专题演讲。

演讲内容全文实录如下：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一方面是当前中国朝野内外热烈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也使我想起青木昌彦教授，这也是他最关心的一个主题。青木昌彦教授近10年来，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中国发展的路径，也就是中国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上。

在2011年清华大学召开的国际经济学会（IEA）全球大会上，青木昌彦教授作为国际经济学会的会长，作了一个演讲，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路径；今年3月25日，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一起参加学术会议，他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我今天的讲话，既是对中国近20年发展路径、当前碰到的问题以及需要采取什么方向和措施的讨论，也是对青木昌彦教授的一种怀念。

中国经济增长从2011年开始进入下行通道

中国经济增长从2011年就走上了一个降速的下行的通道，同时存在的一系列经济矛盾开始显露出来，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就变成现在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政界讨论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从各种意见、分析框架、到实际政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我把它简单的归纳为两种分析的框架和由这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引出的不同的方略和对策。

避免危机的两种不同方略：根据需求侧因素分析提出的对策

第一种分析方法，就是从需求侧进行分析。在中国，大家把它叫做三驾马车分析方法，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走入了下行通道，是因为需求乏力。

总需求由三个部分组成，就是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种分析方法源自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就是说产出是由需求决定的，而按照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框架，需求由四个项目组成的，就是投资、消费、进出口和财政支出。

中国国经济增长进入下行通道，就是这三驾马车力量不够，所以由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要使中国经济增长保持比较高的速度，办法就是增加需求。寻找各种增加需求的办法都试过了，最后就落脚到投资，认为增加投资可以拉升经济增长速度。

这种分析方式和对策，在我看来理论上是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也就是它用了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方法研究中国长期增长的问题。当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判断是对还是不对，在我们这里是有争论的，但不管是对还是不对，用短期分析方法研究一个长期问题，在理论上恐怕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另外从实际表现来说，中国用这种方法来应对GDP增速下降，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2009年采取了非常强的刺激政策，想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在2009年到2010年很短的时间里，把经济增长速度从年增长6%左右拉升到8%以上，甚至是10%，但是很短暂。到了2010年末，经济增长就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从2010年到现在，几乎每年或者隔一年就会采取强刺激方法，希望拉升经济增速。

但是这样做产生了两个负面的结果：第一个负面结果是投资拉动的效果越来越差，因为在能够支持增长的诸因素中，如果只是靠投资一个因素来拉动，其结果是一定会发生所谓的投资回报递减，特别到了最近两年，刺激作用几乎等于零。就是说，投资刺激增长已经越来越缺乏效果了。

第二个负面结果是，因为过度投资，使得国民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是所谓杠杆率变得越来越高，从各种研究机构的研究来看，中国现在各级政府、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再加上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这个杠杆率是GDP的250%到300%之间。显然，它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债务积累，威胁到我们整个资产负债表的安全，蕴藏着出现系统性危险的可能性。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实际上也不可能把增加投资作为拉升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手段。

   避免危机的两种不同方略：根据“供给侧因素”分析得出的对策

那么，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前一种分析方法和它由此引出的政策方向，是有问题的，包括青木昌彦教授在3月25日的讲演在内，都认为我们要主要从供给侧主要因素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在哪里。

所谓从供给方面的因素去分析，可以用一个罗伯特·索洛改写的生产函数来看，经济增长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基本上有三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新增劳动力，一因素个是新增资本，就是投资，另外一个是所谓的索洛余量（Solow Residual），也就是效率的提高，或者说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用这样一种分析框架来解释我们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高速增长，是很有说服力的。用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去寻找中国经济今后能够稳定增长的动力，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对于过去的分析，我就不详细讲了，最近20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分析。

我只说一点，就是今年3月25日青木昌彦教授在他的讲演里，特别比较了中国和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增长路径，他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劳动力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转移，也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进程，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他根据日本和韩国的增长变化过程，认为当农村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0%左右时，库茨涅茨进程就会发生转折，在此以后城市化过程就变得非常平缓，速度就降低。也就是说，库茨涅茨进程就进入了末期。因此，靠这样的因素来推动经济增长，就乏力了，必须要找到经济增长的新的驱动力量。那么这个驱动力量是什么？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要增加索罗余量，也就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实现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改革

根据这样一个分析得出的结论，中国今后要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主要驱动力量应该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投资，主要依靠投入资源，转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一句话，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问题在于，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已经提出多年了，今年是中国官方正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第20年。1995年在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国领导就提出，中国的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太粗放，要在1996年到2000年这五年中，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这个过程进行得非常缓慢，特别是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增长更多的依靠了投资，海量的投资。

所以在制定“十一五”规划，也就是2005—2006年的时候，就研究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五年计划规定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为什么一直得不到转变呢？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做了很多研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对的：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体制性障碍”这句话是从2003年中共中央一个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中提出的，就是说，经济发展存在体制性障碍。

如果是体制性障碍使五年规划所规定的增长模式转变变得非常不顺利，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推进改革，通过改革消除这些体制性障碍。

不幸的是，虽然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但是在“十一五”，甚至“十二五”前期，增长方式并没有太多的改进，到了2012年，情况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 决定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现存体制。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用改革去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让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应对当前困难的主要方针就应该是，根据前面的分析，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通过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成为我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切实推进改革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改各项改革已经陆续推进，但现在看来，很多方面还需要加快，很多需要加快改革的领域，现在还没有走上真正改革的道路。下面我就很简单的谈一下我们所要做的改革。

第一个就是简政放权，这个取得了一定成果。我们在21世纪初期曾经做过一次，但一方面中间有很多水分，另一方面加强所谓有保有压的调控，大量增加了政府的干预。所以，现在应该把简政放权制度化。

制度化无非两件事：一件是要很快地把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制定出来；另外一件就是总理所说的，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行，所以要制定各级政府的正面清单。

第二个是金融改革，金融领域的核心改革现在看来进展得不错，比如利率市场化，应该说利率市场化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把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了。但是，在金融市场方面，有很多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方面的改革还没有推出。比如说监管，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监管需要改革。过去我们的监管办法主要是靠审批的事前监管，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要从事前监管转变到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到合规性监管，而不是审批。比如证券市场这方面改革进展得特别慢，特别是，股灾发生以后，显然看出一些迹象，从审批制到注册制的改革，似乎要推迟了。

第三个是财政改革，总体进行还可以，但这方面遗留的问题太多，再加上各级政府杠杆率太高怎么来消化的问题，于是整个财政改革碰到许多实际的困难。

第四个是价格改革。最近提出了指导意见，这是非常困难的改革，但又是非常重要的改革，要考虑怎样才能推进。

第五个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现在看来没有完全解决。一个是国企的定位，另外一个就是代表国家来掌握国有资本的机构，是管资本为主呢，还是要管人管事管资产？看来，这些问题还需要今后在的实践中解决。

另外一个就是建设自贸区，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为什么要建立自贸区，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小组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建立自贸区是要顺应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这样一个大趋势，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个意见非常重要，但是碰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人认为所谓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或者说自由化的趋势和中国国家利益不一致，另外一个就是各个部门总愿意把住自己的权力不放，就使得负面清单难以缩短。

最后还有一些完全没有提到日程上来或者早已提到日程上来的改革，但推进得缓慢。比如教育体系的改革，法律体系的改革，这些方面都需要向前推进，否则提高效率这件事很难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比如，教育体系的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的话，像我们现在高度行政化、官本位这样一种教育体系，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对增长的重要贡献就难以实现。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

（本文由CIDEG根据吴敬琏先生现场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