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5年4月21日，青木昌彦教授为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十周年系列学术活动揭幕，并担任主题演讲嘉宾。青木昌彦教授作了题为“法治在公司领域的三个优势”精彩演，并与现场嘉宾和观众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法治在公司领域的三个优势

   青木昌彦教授用一个简单的会计处理将人均GDP增长率分解为不用的供给面来源，并且就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解及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预测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东亚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

青木教授分析了中国未来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他认为中国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人口红利和库兹涅茨效应的贡献。人口红利也是这三个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时期的共同点，然而人口红利会渐弱，甚至变成负效应。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在2010到2030年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下降到-0.42%。库兹涅茨效应是东亚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呈现于日本（1955-1970）、韩国（1970-1990）和中国（1982-1987，2000-2012）的高速增长时期。中国现在正在进行雄伟的改革，未来几年还会有一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样库兹涅茨效应的贡献率会是2.2%。但是这些劳动人口70%以上都达到了40岁以上，他们进入城市后如何掌握进入其它产业的技能，这一点非常关键。青木教授认为，20%的农村劳动人口是临界点，如果中国2028年达到这个临界点，库兹涅茨效应的贡献率将下降到0.9%，远低于以往的水平。由于库兹涅茨效应和人口红利的下降趋势无法逆转，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

   推进人均GDP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关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的因素。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支撑以往经济发展的两种因素，即人口红利和库兹涅茨效应，将会逐渐消失。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将成为未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来实现的。为此，需要进行公司管理的专业化，从公共福利和经济效率的角度将生产和监督的要素进行结合，这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至关重要。对公司管理的主观干预，或者公司资产被政治家通过非透明的方式私有化都是需要极力避免的。

公司治理领域的三个法治重点

   新常态下经济改革的三个支柱，也即公司治理领域的三个法治重点：一是大型国有企业公司管理的专业化，以防止不透明的政治家干预，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二是通过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实现公司治理的法治化；三是通过国家基金的方式提供社会保障。这三个因素构成了经济改革的三个支柱，它们相辅相成。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100多个由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它们受到的是企业法的约束。而公司法实施于90年代末，因此实际存在对企业监管的双重标准。仅仅向混合所有制的转型是不够的，需要根据公司法对国有企业进行透明的治理，尤其需要做的是引入外部的管理者甚至监督者，发布透明的公司财务报表，并根据对公共福利和经济效率所作出的贡献来进行管理层的选择。其次，根据《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的研究，资本回报率中超过GDP增长率的部分是被超级经理人或其它利益群体瓜分了，这样就会造成贫富差距拉大。所以，可以将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股份交由社会保障基金来管理，既可以监督公司运行，也可以维持社保基金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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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需求转向长期需求

应该把关注短期的需求面转向长期的供应面的思考，政策关注的往往是出口、需求、投资等需求面的因素，但长期因素更为重要，需要进行长期的决策。机构改革、法律、公司治理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新常态最好被理解成为是要公司提高生产率推动的增长。

中国经济的增长来源

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速度会更快。这是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导致的。库兹涅茨长期来说会萎缩，未来10到20年还会有一定的效应。工业化比城镇化快，中国的城镇化和服务行业的发展是滞后的。应该让人口更多的享受城镇化的益处。库兹涅茨在未来20年间是比想象中的大的。人力资本方面投入更大的会，能享受更长的库兹涅茨效应。

法治与公司改革

法治是关键的因素，对于政治体制、政治秩序都很关键。中国是典型的不是由规则的，而是由行政命令来治理的国家。从行政命令到走向法治的过程会非常漫长，这是由中国长久的文化历史带来的。目前仍然还在讨论，如何达到独立的法律执行不受政府的干扰，同时也在讨论法律、法官的职业精神。内幕交易的问题仍然存在于国企、央企和上市国企。在人事制度方面，中国学习了西方的CEO或者董事会制度，但是目前只是逻辑上的架构，实际上的操作是按照原来的来做的。中国的私有企业过度的集中了决策权和运营权，还有很多的家族企业面临着平稳过度的挑战。他们必须要把控制权平稳地转移到下一代。

中国的特殊性

青木昌彦的演讲中有一个假设，中国会跟随其他东亚国家的足迹。中国或者其它东亚国家强调教育、强政府的传统是类似的，但是中国有不同之处。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体制方面都是很独特的，到底中国会不会像东亚国家发展还是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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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经历了计划经济的三十年、邓小平的三十年，准确地说中国还没有进入第三个全新的三十年，而是走进了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型的过程。长期以来中国关注需求端，在理论上，误把凯恩斯的短期模型看成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模型。长期模型是生产函数模型，特别是索罗提出的生产要素的组合、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所以，理论意义上要从需求理论转向供给理论。

发展的得与失

传统部门在萎缩，现代部门在发展。从城市来看，三分之一被城镇化了的农村人口没有稳定工作，是流动的状态。人口红利是周期性现象，经过很长的生理周期之后，人口又会多起来。中国面临“未富先老”问题，生育率降低变成一个趋势，凡是发达国家人口都存在降低。即使放宽一胎政策，也不会改变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因此，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转到供应端：资源、政策、制度放到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本的改善。

公司治理、旧常态与新常态

   旧常态的增长模式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还伴随着寻租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包括着对环境生态的破坏。法人治理是约束法人财产相关人的责任和权利的规则。法人治理和公司治理的目标有两个均衡，一个是效率和制衡的均衡，另一个是约束和激励的均衡。旧常态下，一些公司的治理结构模仿了欧洲，但是互相职责不清。未来，应该继续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本文由清华CIDEG根据讲座现场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