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6日晚，11号台风登陆日本高知县，东京风雨交加。我正在东京家中休假，突获噩耗：青木昌彦（AKOI Masahiko）老师今天下午在美国加州的斯坦福医院去世了（美西时间15日）。我顿感悲恸不已。

　　青木昌彦是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导师，毕业多年来师生情谊甚笃。今年4月底，我还在北京接待了青木昌彦、弗朗西斯·福山一行。那日程紧张的四天安排，每个细节都犹在眼前。记得4月24日，主要活动到中午已结束，其他人也先行离开，青木在东京的百岁老母正在病中，但他仍按计划在下午参加了与清华大学学生的交流。那时他已开始咳嗽，出声都比较困难，不过仍然认真回答了每个问题。在场的学子都为国际学术界的大学者能参加他们社团活动而兴奋，青木也为这些学生的认真所感奋，最后，应同学们的要求，用颤抖的左手写下了“新结合：Innovation for Students of Qinghua”（因早年写字过多，他的右手不能写字）。这恐怕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个留言。

　　那天活动结束后，我送青木到机场。他那消瘦的身躯、洁白的长发、站在电梯上挥手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却成永诀。自从上世纪70年代“文革”期间，在日本著名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的推荐之下，青木第一次访华以来，估计不下七八十次踏上中国，这最后的一次也意义深远。

　　青木乘坐的飞机飞向东京。第二天，青木送走了对他人生影响极大的母亲。不久他回到斯坦福大学，当天就住进医院，其间所患肺疾经医生抢救本已好转，也曾回家，不想又病重入院，直至辞世。

　　青木昌彦1938年出生于日本名古屋，一生可谓丰富多彩。他曾讲过，“自己的人生是不断开启创新的冒险的过程。”上世纪60年代，日本国内反美学生运动高潮时期，他在东京大学学习。他是全国学生联盟核心组织“共产主义同盟”的著名思想领袖，曾用“姬岡玲子”的笔名写下许多文章，在学运中影响很大；后转入经济学领域；1962年从东大经济系毕业后，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深造，向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莱昂尼德·赫维奇（Leonid Hurwicz）教授学习数理博弈理论，并于1967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青木昌彦曾在哈佛大学、京都大学执教，后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终身教授。在这期间，他发表了有关企业、企业治理结构、模块理论、比较制度分析理论，以及日本、中国、亚洲等国家和地区制度研究的大量著作和文章，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主要著作被译为多种语言，在中国便有《现代企业》《经济制度的发展与多元性》《比较制度分析》等，另有自传《我的履历书：人生中的“越境博弈”》行世。

　　青木昌彦擅长以数理博弈理论为工具，从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法律史等历史角度，研究和比较中国、日本、韩国的社会制度，开创了新的经济学领域，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2008年至2011年，他任国际经济学学会主席，1990年获日本学士院奖，1998年获第六届熊彼特奖，据传曾几次被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

　　青木昌彦一直密切关注并真诚地支持着中国的经济改革。他在中国经济学者尤其在积极推进改革的学者中影响较大，但又与有些激进的海外经济学者不同：他主张，在改革开放早期的中国，经济改革虽需要一个总的蓝图，但在具体执行中要“摸着石头过河”，不能搞“休克疗法”等。在企业治理结构改革、比较制度分析、亚洲及日本发展模式的借鉴等方面，他都有专著或文章写给中国读者。他是著名的1994年“京伦会议”的主要成员，并任国务院发展中心基金会顾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中心学术主席。他以自己在经济领域的研究和视角，为媒体的专业报道提供支持，是财新传媒公信力委员会首位外籍委员。他通过在日本的影响力，常给中国学者、官员到日本学习和考察提供方便，为中国贫困地区的学生提供上大学的资助等。

　　在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方面，青木昌彦更是着力甚多。近年来持续五年，聚集了美、中、日和亚太区一批学者的“斯坦福－京都”论坛，就是他的大手笔。论坛前年结束后，他还一直筹划再建同类论坛。如今，这一努力只能留给后人了。

　　青木辞世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很多人给我发短信表达了惋惜。很多人并不直接认识他，只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关心、影响而引人关注和爱戴。日本（还有美国）少了一位国际上有影响的大学者；中国少了一位真诚的改革同路人。

（本文作者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德地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