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正在面临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4.0的崭新挑战。以往的历次工业革命和不同版本的全球化，无疑都起到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但是，回顾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工业革命和全球化同时带来了世界经济趋异、国内发展不平衡、收入不平等乃至贫困等痼疾。

从经济思想史来看，以存在着“涓流效应”为假设的两种经济学传统观念，即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更是源远流长，产生的误导及其后果挥之不去。把经济史的回顾与经济学反思结合起来，可以得出结论：技术变革既不会以同等程度渗透到所有领域，由此导致均衡发展，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经济增长成果的均等分享。

既然经济理论是经济政策制定的方法论之基和理念之源，正确应对正在发生的新工业革命和更高版本全球化，亟待破除对政策制定产生误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政策制定中的唯教义论以及在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上的一成不变论。

引言

在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既呈现出如影随形、无所不在的特点，又常常以革命性的方式集中爆发。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也从来就是学界和政策圈关注的热点话题。认识技术进步的渐进性和革命性，往往影响到人们对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大小从而预测经济发展前景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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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自然科学家到各个领域学者乃至决策者，都无法忽略的一个特点便是当前技术突破的速度前所未有。摩尔定律、库兹韦尔奇点等理念，就不过是把人们在现实中的体验加以提炼，进而做出的大胆科学预测。

其次，以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打破了以往经济活动中的边际成本递增或投资报酬递减的规律，意味着我们除了必须为进入里夫金式的零边际成本社会做好准备之外，还需要更好地认识一个可能出现的报酬递增经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因其把技术创新融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而把2018年度该奖颁授给保罗·罗默（Paul Romer），无疑反映了经济学家对新的科技革命重要性认识的提高。

第三，由于这一轮工业革命的性质，技术不仅不能均等地渗透到所有国家、地区、产业和经营主体，其导致的经济增长也不会自然而然以涓流的方式惠及社会所有群体。美国经济学家奥特等发现，由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有利于巨星级企业发展，使其在相应的行业中占据更高的产品市场集中度。又由于这类企业具有盈利水平高、劳动成本份额低的特点，随着巨星级企业在各个行业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一个国家的整体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趋于降低（Autor et al.，2017）。这就是说，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潜在地具有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效应。

最后，无论是从历史规律还是从现实逻辑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可避免伴随着全球化4.0（Schwab，2018）。而此前无论哪个全球化版本都存在着诸多未经解答的疑虑。例如，全球化本质上是否可以使所有主动参与或被动介入的国家均等获益；即便对于从全球化获益的国家来说，是否每个社会群体及至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每一个新版全球化必然比此前版本的全球化更具有包容性或分享性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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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意图在于提醒经济学家尝试以崭新的思维认识新技术革命。我们将首先对人们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技术进步做一个极简的回顾，既强调本文所讨论问题的针对性，也从中寻找帮助提高我们认识能力的思想渊源。其次，我们尝试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分别对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两种思维定式进行反思和批判。最后，作者将对本文进行简要总结，尝试对冥顽不化的传统经济学范式进行探究，同时提出一些初步的政策建议。

关于技术进步的思想简史

虽然人类经济活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技术的应用和改进，真正产生对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影响，亦即打破马尔萨斯陷阱的技术进步，发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时期。然而，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技术进步及相应的经济增长，从一开始就表明，蛋糕做大并不意味着人人可以得到更大的份额。无论是从狄更斯的文学写照，还是从实际记录的卢德运动历史，都可以看到，工业革命最初是伴随着工人生活状态的恶化：恶劣的工作条件、极低的工资水平、未能伴随增长而得到改善的生活质量及至在工业革命中心地带降低的人均预期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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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能够对未来经济前景保持乐观，来自他把那个时代及以后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速度，与工业革命之前的漫漫长夜进行比较。撇开具体的数字来说，他所做出的预测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在做出这个预测之后，凯恩斯继续提出问题，就其性质而言也是正确的，但是，因其富于挑战性，以致很多后世经济学家至今仍然苦思不得其解。

其一，虽然他关于“人类永恒问题”的经济目的与非经济目的之间的划分不尽准确，关于两种目的内容的解释也有些语焉不详，但是，他终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人从未如此明确提出的问题，即劳动生产率提高解决了经济问题之后，人类的生存目的何在。

其二，虽然他跨越了从一种类型的工作到另一种类型的工作之间转换这样更为现实的问题，一下子提出从工作状态转入闲暇状态这样更为终极的问题，颇显有些突兀，但是，他在当时已经在暗示革命性的理念——工作与收入之间是可以脱钩的。这再一次提出了重大的经济学挑战，即支配人类行为和活动的经济动机最终将何去何从。

亚当·斯密把机器的发明与应用与他本人所倡导的分工结合起来，实际上为新增长理论奠定了报酬递增的认识基础。同时，斯密也将其增长理论与贸易理论结合，形成一致性的解释体系（Kibritcioglu，2002）。这样，斯密的理论本身也就为我们面临的问题埋下一个伏笔。

由于机器的采用和分工发展，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劳动者技能日益变得过于专业化、简单化从而单一化，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反而变得更加脆弱，就业岗位变得愈加不安全。在技术革命乃至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这种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者更加容易受到巨大的冲击。此外，复杂的技术创造与简单的工作操作之间的不对称，也使劳动者特别是简单劳动者在要素报酬分配中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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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并非只有经济学家们关心技术变革及其后果。早在1964年，一个包括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内的、包括各个领域人士的26人专门委员会，撰写了一份给美国总统的公开备忘录，报告题目为《三重革命》。这份报告不仅对于经济学传统分析手段的批判比前述《论纲》早了半个世纪，而且在诸多判断和认识上颇有先见之明。例如，该报告指出，以自动化控制革命为标志，一个生产的新时代开始了。这场革命以既往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所无以比拟的速度发生，表现为计算机和自动化自控机器的结合，形成一个几乎没有极限的产能体系，并日益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Ad Hoc Committee，1964）。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报告当时就指出了，由于机器从人那里接管生产，后者越来越需要依靠最低限的政府保障。而这种思想已经演变为如今广为试验的所谓“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个项目与各国普遍实施的碎片化社会保障项目的大拼盘相比，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不同之处。

首先，这个项目的思路正如其名称所示，包含“无条件”即涵盖无论贫富的所有人、“基本”即以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支付为限，以及“收入”即直接给予现金这些要素，是对社会保险理论和实践的理念革命。

其次，这个项目的针对性是如何在人工智能最新发展趋势下应对技术性失业。技术性失业是一个历史久远的现象，也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话题。但是，神经科学与大数据、互联网的交融结合，使人工智能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机器人将不仅替代简单重复性劳动，也将替代各种复杂智力型工作。

颠覆性的技术变革需要革命性应对方案。虽然尚未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和广泛实践的事物，无条件基本收入这个理念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并在一些国家着手试验。鉴于这个理念和设计旨在破解传统方案的缺陷，许多人认为它不仅是这一次前所未有的技术性失业现象的应对办法，而且包含了消除贫困、颠覆工作理念和重塑世界的崭新思维和终极方案（Lowrey，2018）。

如果认同未来机器人终究要摧毁相当大比例的就业岗位，因而现行的各种社会保险项目，无论是实行完全积累制还是现收现付制，都无力对此结果做出托底的保障，无条件基本收入似乎应该成为未来的政策选项。那么，这个项目的实施足够紧迫吗？

答案也是肯定的。从劳动者个人的角度，与机器人的竞争还是要靠人力资本的提升，包括不断掌握新技能，以及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然而，对于一个每日需要挣扎生存的劳动者来说，是没有时间和能力与时俱进改善人力资本的，而一旦丢掉了工作却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赖以转岗。因此，在工作的时候便能得到一个额外的基本收入，就为劳动者留出余地做未雨绸缪的准备。

涓流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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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观点看，贸易和技术这两个事物都是不容回避的。交易和发明，同人类经济活动从来就是相伴相生的，是进步之源泉，所以不能心存侥幸，期望其不存在或者可以人为使其消失。把工资停滞和岗位流失归结为机器的使用和技术进步这种“卢德情结”（Luddite mindset），如今也扩展至对于贸易、产业转移（外包）乃至经济全球化的对抗。政治家固然懂得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终究回天乏术，但是，为了获得选票，他们毕竟要捡起这颗源远流长、屡试不爽的救命稻草。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放弃目前这种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归根结底，这里讨论的是关于全球化和工业革命产生的收入分配效果，是福利经济学的问题。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去寻找造成岗位流失和收入分化的原因，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另辟蹊径，需要我们更多地从规范经济学角度认识问题，寻找答案。既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情景，其实是根据全球化和工业革命后果对政治选择或政策抉择产生的成本与收益做出比较的结果，所以，我们所讨论的归根结底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从理论基础上说，已经到了彻底摒弃涓流经济学假设的时候。虽然涓流经济学也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当代经济学更是从理论上不遗余力论证，政策制定者从经验上尝试证明。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为，一旦经济活动从某个部门甚至单个企业发起，最终会通过涓流效应，使经济整体乃至全社会利益均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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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经济学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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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济活动中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每个单个主体具有不尽相同的连接性，从而技术对其产生的穿透性。这种个体差异可能产生于市场参与者的规模不同以及享受的政策待遇不同，因而在它们之间形成不尽相同的信息获取地位、资源获取权、市场和技术的进入机会等。实际上，经济学讨论的“鲍莫尔成本病”讲的就是提供产品或服务方式的异质性，导致部门之间具有不尽相同的技术渗透性。从此出发，我们至少可以部分解释统计意义上的“生产率悖论”。

人们观察到的生产率提高因素通常包括每个劳动者平均使用资本数量的增加、生产技术的改善、劳动者技能的提升、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规模经济。很显然，并非任何部门在这五个方面可以做到并驾齐驱。事实上，正如鲍莫尔本人意欲解释的那样，一般的服务业也好，或者其中更具独特性的表演艺术也好，在这些方面的改善速度以及可以达到的幅度，显然不可能与制造业相提并论（Heilbrun，2011）。过去几十年在欧美观察到的劳动力市场两极化，以及就业增长缓慢几乎全部是发生在不可贸易部门的现象，背后就是上述原理在发挥作用。

在自动化把劳动者挤出制造业就业岗位之后，从理论上讲，劳动者分别面临四种前景。第一是人力资本得到改善后进入更高技能岗位。这是最为合意的情形，因为生产率相应得到提高。第二是短期或长期处于摩擦性失业状态。第三是虽然不情愿但不得已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二和第三种状态皆因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导致全社会生产率的降低，但不会表现在可计算的生产率指标上面。第四是转移到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譬如服务业。这是典型的生产率降低的情形。

第四种情形是现实中比较普遍发生的，因而也最值得注意。技术进步的报酬递增性质越明显，劳动力替代过程中的这种生产率降低的后果就越突出，生产率下降幅度也就越大。而且，由于劳动者从生产率较高部门重新配置到生产率较低部门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工资率的降低，而低报酬与低生产率之间具有相互强化的关系，以致形成“生产率悖论”的恶性循环。

例如，人们在观察英国的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时发现，与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在英国有更多的就业者所挣工资水平偏低，这种情况通过产生对劳动者技能学习的负面激励，以及抑制社会纵向流动，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O'Connor，2017）。

其次，在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为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超大型企业的自然垄断倾向被推到极致，它们通过算法和应用程序，一方面把中小企业排斥在竞争之外，或者使其沦为技术附庸，压制新成长企业的创新和创业，另一方面把劳动者的技能进一步简单化，割裂了技术渗透从而社会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的关联，最终阻断了全社会分享技术进步成果的通路。

越来越多的事实还证明，由于这一轮工业革命的性质，技术不仅不能均等地渗透，还选择性地以隐私泄露、诱导成瘾、数据监控、儿童伤害等形式侵害用户的权利。针对已经出现的一些案例，人们认为以硅谷为标志的创新企业或者独角兽们（巨星企业）不懂得尊重、分享和感恩，甚至成为“监控型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帮凶。

第三，经济体制和机制可以放大或者抵消上述个体差异的负面效应，政府也可以通过作为或不作为、做对或做错，对经济关联性和技术穿透性产生巨大影响。也就是说，政策取向和规制以及其他制度安排，对技术渗透性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在政府应该如何作为这个旷日持久的争论问题上，在这里更显突出，依特定的问题和特定的作用方式而定，并无一定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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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亟待回应的若干问题

经济史上每一轮科技革命或工业革命的经验都表明，一方面，已有的技术并不会在所有的时间、地点和网格上面都充分渗透，从而带来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技术导致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增长也不会自动带来在所有群体间的均等分享。流行的经济学方法论和理论假设，在解释这类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缺口方面颇显捉襟见肘。鉴于人们普遍观察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其经济社会后果方面具有史无前例的颠覆性，经济学无疑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必须进行一场自我革命才能抓住和用好新机遇。

首先，反思长期主导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米尔顿·弗里德曼倡导的实证经济学，是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遭遇失败却仍然大行其道的方法论根源。他的观点可以分别用一个陈述、一个判断和一个例子来解释（Friedman，1953）。就经济学的目的来说，弗里德曼做出的著名陈述是，理论或假说要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且有意义的预测。由此他得出的判断是，实证经济学较之规范经济学，更能够帮助人们在何为正确的经济政策上面取得一致看法。至于实证经济学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他举出一个臆造的事例，即树叶出于追逐阳光的动机，通过自己行为的调整，形成不同位置上不同的树叶密度，由此得出“假说中的各种矛盾之处皆不重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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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应该以理论圭臬还是现实需要决定经济发展政策取向。一旦可以排除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误导，我们就需要反思经济学自身，以便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把自己的学问定义为解决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如何实现最大化产出的问题，相应地，经济增长理论则是如何有效动员和配置资源实现总量扩大的学问。然而，这里对经济学的定义中，却遗失了经济增长或者最大化产出和总量扩大的目的本身。

所以，经济学绝非只研究最大化产出和增长，也必须关心分配和分享，规范经济学提出的价值判断、福利经济学着眼的福利目标，以及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政策选择，在经济研究中须臾不能或缺。特别是，既然经济史反复证明根本不存在一种无条件的涓流效应，因此，经济政策的制定尤其要远离传统的经济学范式影响，而是坚持以人为中心，从现实问题和实际需要出发。

第三，重新认识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归根结底是基于存在涓流效应这同一个假设的两种表现，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不无共通之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作用之间的平衡取舍。然而，面对收入分配问题和技术渗透问题，分别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在不同的体制环境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尽相同，因而解决问题的着重点也应有所差别。总之，政府与市场关系并没有一个永恒的公式，而是因时因地因人而改变的。

近年来，面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飞速发展，在企业家与经济学家之间展开了关于计划经济是否可以复活的讨论（宁越，2017）。按照传统的经济学论证逻辑，人们通常要援引哈耶克的有关论述，来否定计划经济的复活或回归。例如，哈耶克指出，经济计算所依据的“数据”并非由一个能够据此做出决策的单一大脑所获得，而且也绝不会如此（Hayek，1945）。既然知识和信息是分散的，一方面，确保每个社会成员所拥有的信息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价格体系或市场机制是必由之路；另一方面，需要千千万万企业家或其他当事人，在不断试错中才能决定何种知识和信息是有效的，所以，产生于企业家选择失败的切肤之痛无疑是必不可少的激励。然而，经济学家沿着这个方向参与这场争论，却是在走死胡同。面对具有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和无限发展空间的大数据，即使不是现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证明，我们已经不再能够百分之百地确定知识和信息必然是分散的，因而也无须假设只有在试错中才能筛选出可供决策使用的正确信息。其实，经济学不该对价值判断遮遮掩掩。当下提出所谓计划经济的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执新技术发展之牛耳的巨星企业所有者或代理人对于自己在未来社会中控制地位的判断和意图。凯恩斯有句名言：“无论是早还是晚，无论是好还是坏，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群体。”事实上，既得利益一定会早于思想存在，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产生的是坏的影响力。

结语和政策含义

本文得出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并不存在所谓涓流效应，涓流经济学或者渗透经济学都只是神话而已。

只有与时俱进地在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之间做到最适合的平衡，才能把新技术革命和新一轮全球化转化为经济增长动能，同时实现包容性发展。一个值得进一步阐述的问题是，中国经验在这个讨论中的意义，以及这个讨论对中国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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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虽然在整体上并不处于科技发展的前沿，由于消除了阻碍生产要素积累和配置的制度障碍，通过引进外商投资学习技术和管理，中国得以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实现了史无前例的赶超速度。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中国也把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转化成比较优势，把人口红利兑现为增长源泉。在1978-2018年的40年中，中国以任何其他国家都未能达到的年均9.4%的速度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总体来说得到了分享。由于从国情出发，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开放推进方式，没有造成休克疗法那样对民生的冲击，改革开放本身因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而获得各个社会群体的支持。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源泉主要来自人口红利，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既转化为比较优势，支撑了经济增长，也扩大了就业数量、提高了就业质量，从而增加了城乡居民的收入。虽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群体之间都存在着收入不平等现象，诸如基尼系数等指标也较高，但是，这种差距是在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的收入水平同时改善的情况下形成的。这个时期，劳动力市场发育本身具有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再分配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不断得到增强。

在总体上科技水平尚未处于前沿位置，因而享有后发优势的条件下，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生产率的提高途径呈现梯度性。第一个层次是由相对前沿的地区、部门和企业，通过借鉴和吸收国外技术，以较小的赶超代价和创新风险，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改善生产率；第二个层次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劳动者就业扩大、收入改善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相统一的库兹涅茨过程。这个过程也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由人口红利而来的经济增长源泉迅速式微，诸如劳动力充分供给、人力资本改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尽。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缩小意味着后发优势的减弱，越来越需要自主创新引领。传统比较优势终将丧失，参与全球分工亟待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新技术革命以及与之相伴的全球化新版本，为中国实现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变提供了新的机遇，而抓住这个机遇必须进一步加大改革和开放力度。

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改革开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在改革具有越来越少的帕累托改进效应的情况下，对面对技术变革脆弱群体的保护，以及增进技术变革对弱势市场主体的渗透力，特别需要探寻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之间的新的平衡点。

首先，在生产率提高越来越依靠具有创造性破坏性质的自主创新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具有的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趋于减弱，特别是不能充分保护在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劳动者群体。因此，包括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在内的政府再分配政策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在国家整体科技更加接近前沿水平，许多领域已经处于前沿的条件下，技术能否渗透到整个经济，是否会产生技术渗透的中梗阻现象，会受到垄断倾向、体制障碍和产业政策的影响。这要求政府的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应该更加体现竞争中性原则，加大监管和反垄断力度，使国民经济整体均衡地获益于技术变革和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