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少卿看来，这一点在目前中国创新从“吸收引进”走向“原始创新”时格外关键，而民营企业数量众多，且在试错中动力更强、成本更低，会在创新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黄少卿认为，应对“原始创新”需求，政策需要进行系统性地调整，比如政府必须把促进科学繁荣的责任担当起来，在金融政策方面需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

更重要的是产业政策的调整，需要将产业政策从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变为功能性产业政策，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具有普惠的特征，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发挥每一个个体创业创新的权利。

]黄少卿说：“以日本、韩国为例，这些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开始强调原始创新，而原始创新的一个核心就是相关制度和政策地调整，从一个制度均衡点迁跃到另外一个制度均衡点上。”

以下内容根据黄少卿沙龙中讲话整理：

我博士毕业后去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民企研究中心，给吴敬琏老师做助手。那些年，我跑了很多民企，去过台州、温州、苏州、无锡等地，和不少民企交流过。当时总的感觉是，虽然我们讲很多国企改革，但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更令人鼓舞，应该给予更大的发展空间。

时至今日，在长期调研基础上，我对民企的认知和理解是，和国企相比，民企创新能力更强，民营企业家有着更强的创新愿望和执行力量。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一群执行创新功能的特殊人群，这种创新能力只有部分人具备。这里说的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从经济学角度说是技术的变革。有些人说，只有少数特殊群体掌握创新能力，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比较弱，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没有企业家。

现在看来，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除了熊彼特对企业家有这样的认知，其他经济学家，包括奥地利学派的柯兹纳教授、鲍莫尔教授都认为，企业家才能是人们普遍拥有的一种才能，但是这种普遍拥有的才能被用在什么方面很关键。

人们不一定把才能应用在创新或生产性活动上。国有企业并非没有企业家，其企业家才能不亚于民营企业，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才能没有用在创新上和做大蛋糕上。民企和国企企业家才能发挥的方向性差异由环境造成，就像鲍莫尔所说，企业家才能用到哪个方面由社会通行的博弈规则，和博弈规则所决定的回报结构所决定。

国企和民企在中国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以政策环境为例，国企有资源优势，享受政府部门很多资源倾斜，在很多领域有更好进入市场的机会。别的主体难以获得这种待遇，国企不需要拼命把才能用在生产性提升上，就能有很好的回报，所以国企从业人员的企业家才能，在创新方面很难体现。

如果环境发生了变化，国企一些人员的才能也会转到创新上来。比如有些国企改制为民企后，国企负责人成为公司所有者，立马会被激发出很强烈的创新意愿，创新水平和绩效也得到提升。

总之，之所以看到民营企业表现更好，不是因为只有民营企业聚集了企业家，而是民营企业的人才通过创新才能够生存下来，得到发展。反映民营企业经济地位的“5678”，不是别人赐予的，是他们通过自己努力创造出来的。而这样的地位可以说是被逼无奈，只有如此，你才能存活。

民企要继续保持创新活力，得继续给它一个别无选择的环境。这个别无选择，不是故意歧视，而是继续通过市场化改革，保证中国各行各业维持一个较高强度的市场竞争，这种强度使得民企不创新就别无选择。市场竞争会让你的利润率下降，继续做原来的产品肯定不行，只有创新才能摆脱竞争带来的生存压力，激发你寻找更好的技术和产品。当然，这种市场竞争带来的“别无选择”，对于强化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也同样重要。

还有，民营企业将来要在这样的环境里扮演什么角色，自主技术创新路线又是什么样？

过去的发展是改进型创新，创新不多，引入技术，略作改进，然后导入市场。但原始创新的环节要从基础研究做起，比引进吸收更长，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竞争前开发，再到产品和工艺开发，最终导入市场。

过去，技术和产品的引进都有很好的参照性。但今天，我们要做原始创新，到了产品和技术开发环节，企业就进入到技术前沿的“无人区”，难以预测方向正确的技术或产品。

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要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一定要试错，才能找出正确的技术路线，并找到新的可靠的利润增长点，避免继续在传统的产品和技术上“卷”。

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相比拿的是自己的钱，或者是从信任自己的那些人里筹集资金去试错，因此，他们具有非常强烈的成功愿望，因为失败的代价很大，轻则财产减损，重则破产等。从全社会来讲，这种“竭尽全力”地试错，最可能找出符合未来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的最优技术。从结果看，很多努力的民营企业在试错中依然会死掉，但是这些企业家的失败对于社会取得成功却是必要的。社会要包容他们的试错失败，给其新的机会，让他们还有可能再度起来试错。

比如现在的光伏电池技术，目前存在两个不同的技术路线和竞争，很难判断哪个技术路线更优，我觉得这非常好，因为创新没有天生的赢家。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其实是千千万万企业家试错铸造出来的，好的环境就是鼓励并且逼迫企业家敢于试错，帮助失败的一方重新站起来。

这也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新的要求。除了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还要有一系列的政府制度和政策环境的支持。比如，想要鼓励原始创新，政府就必须把促进科学繁荣的责任担当起来，为民企提供更好的技术选择空间。科学知识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纯公共品，不能靠市场提供，它需要政府掏钱，政府也不能干预科学家研究的自主性。想要更准确地认知世界，同样需要试错。形成有利于科学繁荣的体制机制，这一点很重要。

还有技术政策，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否恰当，也需要进一步考量。不是保护越强越好，也不是不保护。既要鼓励创新，又不会过度保护阻挠新技术创新。总之，反垄断和知识产权的问题还是要仔细考虑，又要保护，又不能垄断。在反垄断力度微妙的把握上，需要更加成熟的制度保障和更加灵活的配套机制。在数字技术革新非常活跃的今天，因为数字技术存在“赢家通吃”的倾向性，平衡好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很重要，难度也大，更需要完善相关制度。

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也是一方面。工业化时代的中国，金融体系是工业金融体系，有利于大规模生产。银行会贷给你一大笔钱，供你扩大规模。但是现在鼓励原始创新，多方向试错，就要形成有利于小微企业融资的格局，这些企业的投融资规模不大。现在适宜于原始创新的金融体系还没完全建立。假如将来开发出更多的小额金融信贷产品和服务，对于创新更有利，但是我们现在做得不够。

最后想谈的是产业政策，很多学者呼吁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换。过去的创新是模仿创新、改进创新，对于制度的要求没那么高，就算政府部门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企业部门也能有所作为。功能性产业政策更加具有普惠性，有利于公平竞争，发挥个体创业创新的潜力，这是更加适应原始创新所需要的产业政策。

现在谈原始创新，规模经济不重要了，中小企业的小规模试错更重要。如果还沿用既有的制度和政策关系，失败危险会越来越大。以日本、韩国为例，这些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开始强调原始创新，而原始创新的一个核心就是相关制度和政策的调整，从一个制度均衡点迁跃到另外一个制度均衡点上。

对比韩国和日本的转型，日本和韩国政府通过行政权力逐步退出对市场的干预，来适应这一结构性转型，当前，我国政府似乎没有意识到结构调整的阶段性变化。如果中国现在也转向原始创新，那么，政府的行政干预在很多领域也要主动退出，把技术开发的试错机会交回民营企业。如果现有的制度和政策不适应该要求，民营经济就很难激发出原始创新的活力。

总之，进行上述一系列政策环境调整、制度环境调整，有希望为民企未来的发展和转向原始创新打下基础。这些方面的完善，民企自己当然要努力，但是政府部门等，也要有更多的深入思考和切实的改革推进才行。

从鼓励性政策和限制性政策对市场影响的区别来看，限制性政策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效应。当法律本身或者制度本身不确定性提高时，企业投资的风险溢价就更高，以此来弥补不确定性提高所产生的损失风险，收益率不提高，企业就不投资。当前投资环境不确定性提高的原因，在于政府政策的多变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显著下滑。

未来如何通过法治和可问责机制，形成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减少其不确定性，这依旧是个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