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7日，CIDEG学术沙龙第128期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讲座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陈济冬博士作主题为“集体决策中的政策提议与协商：一个基于实验室实验的研究”专题演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CIDEG副主任陈玲主持了讲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旭峰教授、副教授刘求实担任点评嘉宾。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CIDEG副主任陈玲主持学术沙龙

陈济冬博士介绍说本次讲座的内容来源于他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Jens Groÿer合作的工作论文，主要研究政策提议和协商对集体决策结果的影响。

陈济冬博士指出，委员会决策是现代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通过委员会制定政策的制度在很多场合下已经比较完善，委员会内部决策是非常制度化的，以至于他们说的话都能够拿来做集体决策的学术研究。委员会决策有两类共同点：其一，委员会内部一部分人有提议权，另一部分人有表决权，权利的分配是不对称的。其二，无论在提议之前、提议之后或表决之前，决策都伴随着交流，例如美国央行就既会请专家提出建议，也会让委员会内部人士各抒己见。基于这两个共同点，我们希望回答：决策制度怎样影响决策者的交流？从而对政策制定的过程产生影响。

陈济冬博士介绍研究进展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者需要考察决策的过程。现有的决策框架基本上可以归结为讨价还价的模型，即提议者提出建议，大家投票表决。如果足够多的人支持，则提议就会变成政策；如果支持的人不够多，那么就维持现状。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之间有两种不同的交流方式：第一类是纯粹表达意见的方式，在这种制度下，交流对最后的结果没有任何影响。提议者会试探性的提出一个意见，让人们给出是否支持的意见，在交流完之后提议者根据交流的结果提一个新的提议供表决。第二类是有限制的交流方式，提议者先提出一个提议，然后投票，如果通过了就按这个提议来，如果不通过提议者就修改提议然后再次投票。这两种方式的相同之处在于决策者都在最终投票前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而区别在于后一种方式下议程设置者受第一轮投票的影响，因此受限制的程度高。这项研究的决策模型基于之前Baron and Ferejohn (1989)和Banks and Duggan(2000)的研究，不过这项研究把决策的期数简化为一到两期，但加入了信息不透明的前提，然后通过实验的形式检验模型。

陈济冬博士介绍模型讨论的政策是支出、预算等以数字形式显示的，维持现状的政策赋值为0，新政策的值由提议者从1-99之间的奇数集中选取。委员会的提议者在政策选择99时最大化其效用，其余的表决者为两个利益集团，它们的效用最大化点是1-99之间的奇数集里随机产生的，两个利益集团的选择互相独立。三方的效用函数均为倒U型。作者还考虑了多数通过制和一票否决制两种表决制度。

在这一模型下，陈济冬博士提出了对结果的预测：第一，如果表决者并不充分理性，则第一种制度比第二种对提议者有利，因为表决者只会比较0和本期提议之间哪个效用最大，所以对提议者限制少的方案对他最有利；如果表决者完全理性，则第二种制度比第一种对提议者有利，因为第一轮投票或许会披露更多的信息，给提议者做第二期决策时带来便利。第二，第二期的提议会随着第一期得到的支持票数的增加而变得更加极端。

这项研究采用了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实验室采集的数据。实验包括144个本科生，他们被分为6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4个组。组内6个人中，2个是提议者，4个是表决者，每一轮实验都随机选择1名提议者和2名表决者形成委员会，以确保被试不会出现重复博弈的认知。每一场实验有40轮，一票否决制和多数通过制两种表决形式各20轮。六个实验部分的两个是对照组，其中一个是先一票否决后多数通过，另一个颠倒顺序；两个部分采取纯粹表达意见制度，同样分两种表决顺序；最后两个部分采取有限制交流方式，同样分两种表决顺序。

实验的结果是：第一，在多数通过制下，有限制交流方式的实验值和理论预测接近。但在一票否决制下，实验值和理论预测不太吻合。第二，在实验中出现改革的频率（也就是最后通过了提议，而不是维持现状），多数通过制比一票否决制高，有限制交流方式比纯粹说话方式高，又比没有任何交流要高。也就是说交流促进了提议的最终实现，而提议者通过限制自己的选择，换取了更高的表决通过概率。第三，在实验中，一批被试者在最后一期的投票选择与理论预测不符，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在做重复博弈而改变了策略，也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

最后，陈济冬博士总结了研究的结果：这项研究分析了不同的交流方式怎样影响政策提议和表决，结论也部分支持了模型的预测。数据的一些特征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有待下一步继续研究。

清华公管学院刘求实副教授在点评中指出，这项研究实验的设计比较精巧，实验类型比较接近实验室试验中的理论规律探讨，选择的问题对我们思考决策制度也是有帮助的。学院正在准备开发政策实验的新方法，刘老师建议学生自己的政策偏好点可能不像现实中的利益群体那样差异很大；学生可能会理解实验的意图从而不按真正的偏好来做实验，这两个问题应当在研究中解决。

清华公管学院刘求实副教授点评

清华公管学院朱旭峰教授点评说，这项研究对于中国的“共识决策”研究是有帮助的，因为“共识决策”也是一票否决制的。朱教授提出了几个建议：1. 投票者在发表意见时可能会故意激励提议者让他提出更极端的方案，从而引诱另一个人在第二轮反对，这种策略要在研究中考虑到。2. 提议者在政策取值为0和1上的效用差别很大，因为改革本身就是一项政治成就，可能带来巨大的效用。3. 现在的设计可能让两个利益集团存在均衡利益的点，应该把效用函数设计成不对称的，这样就能让两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好地对立。而且很多政策的效用并不是对称的，比如减税或者补贴是越多越好的，模型可以做出修改。

清华公管学院朱旭峰教授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