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28日， “第三次中国政策过程研究学术研讨会”在CIDEG召开，会议邀请了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著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韩博天以及其研究团队参会。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著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巴瑞▪诺顿教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朱亚鹏教授，上海市委党校胡伟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李亚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朱天飙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薛澜教授、朱旭峰教授、梅赐琪副教授、陈玲副教授、蒙克、罗祎楠等助理教授，以及来自北京高校的青年学者共二十多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研讨会分为政府定位与政策变迁、高层精英与政策企业家、政策制定、政策试验与政策学习、政策过程与法治进程等五个子议题，共有11位中外学者进行了论文汇报，与会嘉宾进行了精彩的论文点评，嘉宾们就中国政策过程研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在研讨会最后一个环节，与会专家就“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路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圆桌讨论。

该学术研讨会旨在促进国内外中国政策过程的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与讨论，搭建中国政策过程研究的学者网络，推动政策过程相关的理论研究。

圆桌讨论环节嘉宾观点实录：

Sebastian Heilmann（韩博天）

我们讨论了对中国政策过程的问题。通过我个人的观察和这次的workshop，使我产生的一些看法。我认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核心的困境（core delimma），或者说是一个富有成效的（productive delimma）困境。中国对政策过程的研究和西方对政策过程的研究，即使有着不同的听众，有着不同的领导，因此，中国研究者更多的使用案例研究，因为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而对于西方的（中国）研究者而言，他们需要让非中国专家（non China specialist）理解，而这并不容易。如果我们要把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带到国际上去，就需要被非中国专家所理解。这些非中国专家没有对中国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知识。因此，在我看来，问题是：许多中国学者的paper通常没有直接与主要的学术争论相对话。许多西方学者的paper应当更深入的进行案例研究，但却没有。我们的这次讨论应当关注，将二者结合起来，也就是将案例研究和国际学术讨论结合起来。

另一个是我们今天没有讨论的问题，即政策过程的不同视角。我们如何评价它，我们想从中获得什么？比如问责（accountability）以及合法性（legitimacy），不同的政治体制中有不同的定义。我将中国的政策过程介绍给西方的听众，但是提到计划（planning）的时候，就被打断了。因为在西方人看来，计划是很形而上的，很虚的。因为政策实施过程是不断变化的。

我认为把深度的案例研究与西方学者能够理解的理论结合起来，将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朱旭峰

关于对中国问题的比较（comparison）和归纳总结（generalization）。我认为我们首先应当做的事，定义中国（defining China）。比如通常我们把中国看成是威权主义或者是碎片化威权主义政体，或者如朱天飚教授讲的comprised development。比如中国正处于comprised development的发展中阶段。因为这是我们分析政策过程的基础。如果我们要对政策过程理论进行比较，我们就应当定义“中国”。

第二，我们不能总是用西方的政策过程理论，如ACF（倡议联盟框架）或者三源流模型。我们应当构建自己的政策过程理论，这个理论能够与国际学术共同体对话，而不是搞中国特殊主义（因为中国是中国，是特殊的）或者全盘西化（完全用西方的理论）。这样，我们就能够基于对中古偶的定义，运用不同的变量进行学术对话。

蒙克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首先定义什么是中国。我认为这取决于我们的分析单元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可以narrow down我们的分析单元，这样更有意义。

罗祎楠

看待中国政策过程有两个视角。第一是把政策过程看作一个研究领域，第二是把政策过程看作一个学科。看做一个学科就意味着，政策过程是来自学者的，有很多的模型等等。但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引入不同的学科，来对政策过程进行研究。比如朱天飚教授通过比较政治经济学来研究，沈群红教授通过社会学研究，我通过历史研究。如果我们将这个领域打开，使得各种学科进行交流融合，所有的研究都能包容进来。这样就能产生更广的学术贡献。也就是如何通过对不同学科的借鉴，来对政策过程进行研究。

胡伟

今天讨论的主体是关于政策研究的方法（approach）的问题，generalization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普遍的东西，就很难形成理论，也就是没有理论基础（theory base）。因此我认为，现在很多研究，特别是在中国的研究，特别强调中国有自己很独特的东西，是任何理论都无法解释的。我不这样认为。我们现在亟需把中国的particularly和国际上的universally的东西结合起来。

具体到policy approach，刚刚大家讲很多理论太大了，其实研究政策的问题，西方做政策研究也很困难。因为政策过程太复杂，作案例研究最容易，但如何把案例generalization？这在国际上也是难题。因此最开始他们是政策过程模型，基本上是讲政策议程设置、政策形成、政策执行等等，就是这样一个政策流程的概念。但后来，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模式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就出现了所谓的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也即不是用流程，而是用更复杂的网络来研究政策过程。但这又太不具体，因此在政策网络中又发展出很多具体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中国都能用，今天我们讨论的很多问题，也可以用政策网络的概念来加以分析。西方的理论在中国都能用。我们今天讲的很多东西，许多关键词和关键定义（key terms）都是西方的。当然这个概念用的准确与否是另外一个问题。因此我认为中西方的研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如何统一的问题。

具体到中国问题的政策分析的理论，今天的研讨是西方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像碎片化威权主义等概念，都是西方学者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些概念准确与否，是我们可以去研究的。我们用这样一些继承过来的理论和定义（terms）来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对话（就像我说拿党争factionalism来分析很多中国是没有说清楚问题的）。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概念，同样的范式（paradigm）来分析中国问题。比如我在《政府过程》中用的是“一府多元”，不是完全都是党争的东西，中国还有totalitarian，但也有政策中的多元性问题。这是从一个角度来看。

现在的变迁更多了。比如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之间的张力很大。我们还需要理论，还需要普遍化（generalization），同时要把中国的问题放在其中。Jurgen Habermas有本书叫《Between Facts and Norms》，我们有facts，但我们需要norms。

梅赐琪

第一，关于“打倒韩博天”，其实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打倒韩博天，或者说为什么今年那么多人想打倒韩博天而没有打倒？我们可以（forcify？？）韩博天的模型，就像我们之前可以forcify Barry的模型一样。刚刚胡伟老师提到了范式转变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范式转变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想做forcificatin的工作的话，就还没有到范式转变的时候。原因为何？Barry之前的文章帮我们界定了中国的渐进主义，原来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是“完全是黑暗的”。韩博天提出了试验主义的方法，又让我们看清了一点。我们的目的好像是要看清楚how的问题，也即中国人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得到了今天的outcome。如果不能有一个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理论出现的话，所有的围绕着“打倒韩博天”所进行的努力有可能会是徒劳。因此原因是没有提出一个替代的，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的理论。

第二，不同政策领域的policy contents，非常的细致。做了一个全景式的扫描。我们研究者始终面临一个debate，究竟是想看得全面，还是想看得清楚。这两个有可能是一个权衡（trade off）。我想用一个中医的例子，在中医里（“望闻问切”）经常会说诊诊脉。但是诊脉在中国人富起来以后，越来越不被人们所相信。中国人相信针灸，能够看到一针见血的东西。原因是诊脉只是一个间接的scanning，这个scanning在我们得不到充分信息的情况下，更希望看到一针见血的东西。我们常常看到台面上发生的事情，但不知道背后的事情。我承认中国的政策过程特别的复杂，但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有一些一针见血的研究让我们把原来黑暗的地方再往外推一推，而不仅仅是还原复杂。我们都知道复杂，再呈现更复杂的话，只会让大家失去更多的信心。就像韩博天讲的，西方人接受不了planning，因为planning有点过于复杂。

最后，我们中国学者应该有一种自觉，来避免中国研究中的这种“异域风情感”（being exotic）。Being exotic是东方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征，有一个好处比如有时你看上去比较特别，但与此同时有个坏处是给自己了很多限制。我们今天中国研究的发展，我借用朱天飚昨天的说法“comprised development”。中国研究也是under the comprised development。我们有太多的数据，突然出现了很多数据，完全黑箱的东西突然打开，于此同时我们有很多的假设还没有进行验证就已经被关进书本。很多学生认为，“中国人做研究就遵循一套中国人自己的做法”，比如用官员简历做研究在过去十年开始，就成为了中国研究的异域风情。我们能否少做一些重复研究，拿一些新鲜出现的数据，将我们束之高阁的假设再验证一下，也许这个意义也很大。贾瑞雪做的清朝秀才的研究，清朝的科举制度。这是一个非常老的理论，但是因为这样一种新的可能性，打开了一个我们同世界对话的窗口。实际上她证明的是亨廷顿的argument。当流动的渠道被中断后，社会就瓦解collapse了。在最中国的研究中（科举是最中国的），我们接通了比较政治学中最经典的命题。

韩博天

有一个小的故事，许多西方国家很多领导人对中国很好奇。上次我们的总理默克尔和李克强在一起会晤的时候，也提到了五年规划。默克尔问李，你们的五年规划怎么做，我们这儿长期规划、长期政策做不到，你们是怎么做的？李吃惊了，不知如何回答，因为问题过于宏大。

我想这就是政策研究的一个特点，我们看清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对解决问题做出一些实践的贡献。比如中国的农村医疗制，印度人和墨西哥人一定会问，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个宏大的政策纲领、规划，是怎么制定的？怎么落实，有什么问题？有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借鉴学习？很多发展中国家看中国，真的要向中国学习怎么解决这些宏大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这些研究中国政策的学者要做出一些贡献。

第二步，超越学术问题。每当我和印度、巴西人坐在一起，他们常常提起中国，中国怎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基础设施建设、对外贸易开放、吸引外购投资者等等，他们怎么做的？实践中的问题，由他人而不是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研究方向。

巴瑞▪诺顿

通过昨天和今天的论坛我了解到了，政策过程的结构有很大的不同。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中国不同吗？我们能够将中国和美国在某一维度进行比较吗？第二，中国为什么这样不同？对利益的回应体系或对利益集团的回应体系的不同？最后一个问题是，谁认为这是重要的？

李亚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视角，还有一个可能的方法。最近这些年我做冲突解决的研究。在中国，随着利益的分化，现在很多的政策体现出冲突，不同的利益群体包括中央和地方，不同的部门。因此政策过程就像一个冲突产生、浮现。冲突产生了一些压力，政策制定者要采取各种措施应对这些压力，有不同的策略可以选择。从这样的视角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想法？这和一些模型有关系，但不同，因为那些更关注话语联盟或倡导者联盟，关注这些联盟的形成。而冲突解决的视角，更关注冲突的浮现和冲突的应对。

第二，就是一种方法。中国学校的决策过程是政府决策过程的一个缩微和翻版。学校内部的决策过程，提供了政府决策过程的模拟。通过对学校决策过程的观察，可以帮助我们提出一些假设。

陈玲

刚刚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是，怎样提供一个中西理论对话的基础？因为在做政策过程研究时，通常都是case by case的，每个case都是独特的。所以比较的一个共同的基础是很重要的。我对中国的政策过程研究做了一些literature review，向大家展示。从中国的政策过程研究来看，有三种不同的language，在不同的层面上做讨论：

第一种：分权化。那么起点就是，中国原先是一个集权国家，权利和利益是在逐渐分化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各种决策模式。从分权让利开始，新的阶层出现。新出现的阶层需要发言权等。核心的概念是rights（权利）。包括财产权和相应的发言的权利、议程设定的权利。这类研究有很多模型。分权化的走向是基于权利的问责制，实际上是民主化。但这与我们的制度基础是相悖的。

第二种：制度化。试图把模糊的和非正式的做法正式化。这里讨论的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即权力（核心概念）。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和变量（上一个研究范式中，制度是边界条件）。这里研究关注的是立法权、执法权等。制度化有一个内在的问题是，在我们现有的制度基础上，去制度化一些政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化固化了一些我们不想去固化的一些事情，比如领导小组现在被用来成为个人主张的方式等等。

第三种：适应性治理。核心概念词是政府能力的提高（capability）。这个能力的提高主要是为了政策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用。

总的来说，我们是用不同的理论词汇，都在解释同一中国的经验。因为底层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而且从未来的导向来说，也是不同的。没有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同一个理论框架下，同一个概念层次上去讨论问题。比如在讨论适应性治理的时候讨论的是政府能力，通过适应性，怎么从一个非理性的成为一个理性，理性化决策过程，使得政府越来越有能力。越强大的政府就越依赖于一个很强的政治控制，即韩博天所说的中央控制下的政策试验。

一是要找到对话的baseline，第二是接下来的研究，政策过程研究的mission，主要还是要开展一些规范性的研究。研究应当做什么，应当深入到最底层的制度。能够把政策过程的做法转化为制度，使之成为一个robust的体系。

通过政策过程的研究，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多的黑箱了。看到一个决策过程时，我能够去想象其背后是什么。并且对黑箱的兴趣越来越低了，因为总是问自己“so what”。

薛澜

首先，思丞的社会责任心值得鼓励，这是公管学院需要的。第二，做学术有什么作用。我们这次的讨论更多的是聚焦于政策过程，其实更多在北京的政策研讨，是关于实质性的政策。怎样把具体的政策研究和政策过程区别开来，但实际上二者有联系。政策研究当然有作用。公管学院有相当多的老师对具体的政策很熟悉，比如医改怎么改。做这些具体的研究，会对国家有直接的影响。这类研究很重要。在做这些研究的过程中，你对政策的过程能够体会和了解得更深。但确实，我们有时又需要跳出这种具体的政策领域。因为有可能同样的错误，在不同的领域总是犯，这就可能是由于政策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所导致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个政策过程的研究来找到这一问题。

想要预测的话，首先要对过去了解事实并且理解本质。要找到理论内在的规律。但中国的时代在不断的变化，因此找规律很难。

现在更具挑战的是：我们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过程。这里面有很多的价值判断，很难达成共识。比如“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企业、社会，到底三者在不同的领域应该是什么关系，没有定论，没有固定的模型，因此这种问题讨论本身就有意义。

梅赐琪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改变世界，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太少。正如Barry今天问的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要花大钱的大项目中国说上就上，反而社保这样的事情，中国却十分谨慎小心。为什么花大价钱的事情中国政府那么勇敢？因为了解不够。不认为我们做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同时我们有可能陷入到一种经验存在论。牛顿究竟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的。究竟是因为每天种苹果，被苹果砸多了，因为有经验所以变成了科学家。还是因为牛顿就被砸过一次，但是同样砸在他头上但是牛顿有思考。相信理性和经验的结合，才是解决这个世界问题的根本之道。对经验的过度崇拜，是中国政策过程中特别错误的事情。

朱旭峰

把讨论重新定位在政策过程的研究。用我自己的职业困惑给大家举例。我毕业时，做智库研究，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中国研究。特别是我的学术圈子全是中国研究的学者。但是后来开始反思，不能总是做中国问题的研究。从09年开始转型，后来的paper都发在PA的期刊上。需要比较的话，首先要定义中国，同时很重要的是，需要了解国外。所以同样一篇文章用同样的数据，同样的故事，可以看着中国的东西想着国外怎么做。并不是说一定要有什么数据才能做出国际比较研究。贾瑞雪，为什么同样的数据，一篇发在JEA上，另一篇发在中国问题研究上。一方面是方法，另一方面是理论视角的选择。

做研究干嘛？要有贡献。一方面是实证的贡献，发现了一个外面人不知道的故事。另一个贡献，就是拿中国做例子，给非中国问题专家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的视角。

最后一点，关于梅赐琪讲的官员数据的问题。其实很多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用官员数据、官员年龄等作分析，并不是因为中国数据太多而是因为数据太少。因为我们只有这个数据。中国的基础性数据太缺乏，只有官员简历。

Matthias Stepan

今天的讨论对我们也很受启发，让我们了解到了不同国家的学科是怎样发展的。关于今天的讨论，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理论的，另一个是关于语言的。

中国的特殊性（specialty）问题。每个理论用到不同的国家，都会有不同。我收到的中国学者的paper，总是试图找到所有的差异，我认为这些差异有些过多了。因为理论本身是有适用性的，不能够将所有的都包括进来。不能在一篇paper中，将政策实施、政策效果等都涵盖进来。应当聚焦。

我们的研究帮助人们了解政策的每个过程和细节。

朱亚鹏

今天大家所有的争论有两点：一是我们能够用什么方法来做中国的政策过程研究。二是我们能够（应该）做什么样的政策过程研究。我认为大部分中国的政策研究还是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讨论的。那么如何在国际理论中进行对话？

另一个是用什么样的方法。除了案例研究外，大部分是一些文献的分析和访谈，能够好一点的是做比较的研究（地区间城市间）。但还有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我们希望介绍一些新的方法来推进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在国外比较常用的方法，在中国的语境下是否能够推进比如话语分析、实验方法、空间方法、制度方法。

国外比较议程设置的研究，好多国家将其已有的研究资料标准化之后，推给大家一起做。薛老师这边有没有可能推动大家，在不同的政策理论中，运用现有的政策理论；或者在某一些领域中，用不同的工具和框架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