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校学生返校意愿和决策模式调查

一、调查背景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阻断了高校学生返校的道路。四月份以来，各地陆续发布中小学开学复课的时间表，相形之下，高校复学则由于集中住宿、生源地跨省市等原因，依然悬而未决。北京市现有普通高校92所，教职工数14余万[1]，本专科学生数581133，硕博研究生数335983，留学生数49959[2]，返校复学的决策尤其重大。迄今，北京市仍未解除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状态。北京高校学生何时能够返校、各个高校何时复学，这个棘手的问题究竟应当如何决策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公共政策分析》课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和政策实验。

信息是公共决策的基础。授课老师陈玲副教授首先调查了课堂上的30位同学的返校意愿，在29份有效回复中，8人不想返校、6人回答无所谓，即47%的学生没有明显的返校意愿，另有12人表示希望能够有序返校，只有3人表示希望即刻返校。然而课堂调查存在明显的样本选择性偏误，作为文科院院系的研一、博一学生，其学业特点决定了学生返校需求较弱。于是，陈玲老师组织全班同学开展了一次面向在京高校学生的小调查。调查范围涉及全国31个省市以及港澳台地区，还有韩国、泰国等留学生来源地，在线调查于2020年4月24-25日进行，共收到1359份，其中有效问卷1327份，基本情况见表1及图1。

图1 受访者样本分布描述

（注：图中未标示的地区：天津9，澳门43，国外78）

二、返校意愿分析 

调查显示，438人（33%）的受访者表示不希望返校，389人（29.3%）的受访者表示希望能够有个返校时间表、有序返校，353人（26.6%）的受访者希望立即返校，119人（9%）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另有28人（2.11%）选择“其他”,如回校拿东西、参加期末考试等。总体而言，只有56%的学生表达了明确的返校复学意愿，46%的学生没有返校意愿或其他。

返校意愿受到年级、专业学科、所在地区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分年级来看[3]（见表2），硕博高年级（73%）＞本科毕业年级（62%）＞硕博低年级（57%）＞本科非毕业年级（45%），硕博高年级希望尽快或有序返校的比例超出本科低年级接近30%。[4]数据背后的含义是：一方面，邻近毕业的年级面临着论文答辩、找工作等一系列待解决事务，因此表现出了较强的返校意愿；另一方面，相较于本科生，研究生的学习不再是跟着课程的按部就班，而是有更大比例的自主研究和实践调研，因此对于返校的愿望更为迫切。

分学科来看（见图2），各个学科人数分布为：理科类180人，工科类467人，经管社科类356人，文史哲类204人，农学医学类类66人，艺术体育类29人，其他为25人。艺术体育类、理科类和农学医学类的高校学生返京复学的意愿较强，明确表达返京复学意愿的受访学生比例分别为62.07%、63.33%和59.09%。文史哲类和社科类的高校学生返京复学意愿相对较低，明确表达返京复学意愿的受访学生比例分别为54.41%、53.93%，略微有些令人意外的是工科类学生，有明确返京复学意愿的学生仅占55.24%，勉强与所有学科的均值持平，这与普遍认为“理工农医类学生需要做实验，立即返校意愿更强”的预期不符。

图2  不同学科返校意愿分析

分所在地区来看（图3），为疫情原处爆发地与封锁时间最长的湖北省同学所提交的数据，与其他地区同学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差异，返京复学意愿最强，超过76%，而希望立即返校的比例为所有地区中最高，达到42%，这相对体现了湖北最为疫情最初的震中，同学们对于长期高强度的抗疫封锁带来的压力与迫切流动与返校的意愿。国外地区返京复学意愿相对较低，为35.29%。外国留学生的返京意愿最低，这可能是由于当前海外疫情的快速发展与国际航班的传播风险对相关同学返校意愿的影响。同时，国内各省份距京距离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返京复学意愿的影响不大，如京津冀地区与广东省同学们希望本学期不返校与当前立即返校的比例都基本持平，而两地距离学校的路程所差甚远；且经济较为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同学选择本学期不返校的比例达到41%，而根据时间表有序返校的总计为27%，经济水平同样发达的港澳台地区上述两个数值的比例则分别为32%与36%。

图3 地区分布与返校意愿

三、决策方案选项

怎样才能满足疫情防控的要求下合理返校复学呢？在调查了课堂学生返校意愿后，陈玲老师把学生们分成四个小组，分别从学生、大学管理者、教育部和北京市政府的角度，来制定返校复学的政策方案。经过15分钟的分组讨论，四组同学分别拿出了四套方案，如下表3所示。

表3 北京地区高校返京复学的政策方案

总体而言，大学生组从学生的立场出发，考虑到学生学习与科研活动对于校园场地的需求，倾向于由学生依照自身情况自行提出返校申请，经学校批准后返京；高校管理组从学科和年级的角度考量，认为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返校需求不同，倾向于由院系根据教学需求提出申请，制定工作方案；教育部组出于教育公平和教育需求的目的，确定最低开学标准，出台开学“负面清单”，在满足条件之后，由地方自行确定开学时间；北京市政府组出于“安全”“稳定”的考量，暂不允许高校学生返京，尽可能的延迟或减少返京学生人数，在疫情得到完全控制之后，有序组织高校学生返京。

大学生组、高校管理组、教育部组以及市政府组返校复学方案的差异，究其本质是体现了不同的决策权的归属，以及体现了不同的不确定性的处理原则。高校学生出于学习科研的需求，在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况下，希望尽快返校，恢复正常的校园生活；高校综合考量了全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情况，为进一步降低疫情感染风险，倾向按需求分批返校；教育部则偏重于考虑教育公平与教育需求，在宏观部署的前提下，将决策权交由各地；市政府则是将安全放在首位，认为人身安全高于教学需求，建议在疫情得不到完全控制前不开学。

四、决策模式分析

那么，如何从四个政策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公共决策一般有三种决策模式：协商审议制、首长决策制、公众投票制。协商审议制度类似于人大会议，代表们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进行讨论，形成共识性的决策，优点是审慎民主；首长决策制，则由行政长官在听取各类信息、意见后单独决策，优点是便于问责；公众投票制则是由最广大的社会公众一人一票，来决定政策选择，优点是公平公正。尽管每种决策方式都有各自的法理基础和学理依据，不同的决策方式会导致不同的决策结果。

首先，陈玲老师请课堂上的全体学生化身为“人大代表”。代表们在听取各组陈述方案后进行成功分讨论，最后投票选出最终方案。29位“人大代表”参与了雨课堂投票，结果如下：选择学生自主方案的有2人（6.9%），选择大学自主方案的3人（10.34%），选择教育部自主方案的6人（20.69%），而选择市政府方案的高达18人（62.07%）表明协商讨论后，与会代表对各个方案有较为充分全面的了解，达成共识，市政府决策方案获得了最终通过。

其次，助教蒋雨格同学化身“总指挥”，在听取各组意见建议后进行了独立决策，她经过谨慎思考和权衡，同样选择了市政府方案，并陈述了理由。她认为，北京作为首都，政治影响显著，一举一动尤为关注。“两会”尚未举行，一切以稳定为妥。同时，高校人员密集，生源地分布较广，加之学生对自身情况判断可能会不准确，如果由学生自行申请返校存在一定风险。因此，在疫情得不到完全控制，在学校防控措施到位，以及在校园和师生的公共安全得不到保障之前，高校不可贸然开学。在高校复学的决策上，要坚持人身安全高于复学需求，始终将师生安全放在首位。

最后，1359位北京高校学生参与了本课堂设计的在线调查，相当于进行了一次“公众投票”。投票结果如下，选择学生自主方案的人最多，占35.87%，选择大学自主方案的次之，占26.60%，选择教育部自主方案的占19.22%，而选择市政府方案的最少，占18.31%。这表明，公众投票倾向于自下而上的决策权分布，决策权应渐次归属于学生、大学或教育部。但公众投票的决策较为分散，无法决出具有绝对多数的方案。

进一步地分析不同年级、专业和地区学生的返京政策倾向，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从各年级决策模式偏好看（图4），较为统一的是，获得各年级最高支持率的都为主动权在学生和学校手上。本科毕业班和硕士高年级的同学更多希望主动权在学生手上，分别占比32.1%、50.75%，其次是学校；博士生虽然有返校意愿，但是支持学校拥有主动权；本科非毕业班和硕士一年级则认为更多支持学生或者学校拥有主动权，对这两者没有明显偏好。

图4 各年级返校决策模式偏好分析

从各学科决策模式偏好看（图5），不同学科门类学生对政策主动权的期望没有显著的较大差异。

从各地区决策模式偏好看（图5），倾向于更加灵活返校政策最高的省份分别为山东（81%）、江西（78%）、内蒙古（76%）。身在国外的群体倾向于更加灵活返校政策的比例较低，为46%，仅高于吉林（39%）。比例较低的地区还包括澳门（53%）、上海（52%）和江苏（52%），其余省份之间无明显地域规律。在决策主动权方面，湖北省没有表现出最高的倾向于更加灵活返校政策（67%）的决策模式，可能与当地疫情最为严重、防控最为严格，同学们安全意识更强有关。目前在国外、澳门、江苏、上海等地区的同学在决策模式上相对而言也更加希望教育部或市政府来主导。这可能与这些地区疫情防控风险较大，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府能力较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更强）有关。具体因素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图5 各地区返校决策模式偏好分析

五、结论与建议

根据本次调查，对于京内高校学生返校复学方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立完善具体且有操作性的评估和分级标准。从返校后疫情反弹风险和返校必要性两方面进行设立。疫情反弹风险评估内容包括各个学校疫情防控软硬件设施和能力、返校接纳能力、学生总数等；返校必要性包括是否毕业季、是否有必须回校办理的事务等。根据科学的标准对这两类问题进行具体的评估和分级。最终明确一个综合不同风险和必要性组合的返校适用标准。例如：低风险学校+高必要性人群，则可以有序返校。

（2）根据问卷来看，选择1（主动权在学生）的样本最多，占36%以上，而这部分样本中，返校意愿强烈的样本又居于多数，显著高于其他政策倾向，而此次问卷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学生。因此，决策的选择和决策者的利益息息相关。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对“主动权在学生”这种决策模式的轻微偏好，反映出的背后逻辑是同学们对于“自主”、“自由裁量”、“灵活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价值和原则的偏好。我们的政策制定要兼顾这些原则，起码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要体现这些原则，表现出对特殊情况和特殊需求下的特殊人群的理解和关怀，避免简单的、形式化的“一刀切”。但如果决策者是群体或者利益相关者，就极易产生“个体理性导致的群体非理性”决策的发生。因此政府和学校还是要保留相当的决策主动权。

（3）无论是哪一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都要遵循一致的目标价值优先级排序，在具体的返校政策中就表现在保障学生的生命健康安全优于毕业生的毕业事宜和毕业后工作安排，而毕业生的特殊利益又优于非毕业生的常规性学术、科研安排。越是上一级的决策单位，其决策所影响的人群就越为广泛，越广泛的人群就涵盖着越是分化的不同的利益和需求。所以，政策制定不必局限在某一个层级，而是由上至下延伸至各个层级，越往上的层级越在政策中体现原则性和指导性，下级单位以上级单位的原则为基础，以自身单位层级的实际情况制定细则，体现灵活性和对特殊情况、特殊需求群体的回应。在具体的疫情期间返校政策制定中，还要注意保持政策制定的开放性，因为疫情的发展每天都在变化，而相关政策也要体现对这种变化着的情境的回应，以避免不必要的社会效率损失。政策制定和实施要考虑与其相关的资源约束、同一级政策内各个规定之间的内洽以及不同层级政策之间的上下兼容。

（4）高校密切关注不返校学生的诉求，如宿舍食品物资清理，床褥晾晒等，可由学生自主申请，学校组织宿舍管理人员按需提供帮助的方式解决。

（5）提前制定返校工作预案，以应对学生返校前后的事务安排，以及一旦发生疫情传播事件后的应急处理办法。

[1]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143255，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9/indexch.htm

[2] 根据《2018-2019学年度北京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概况》，北京市普通本科、专科生在校生数581133，硕博研究生在校生数335983，留学生在校数49959，网址：http://jw.beijing.gov.cn/xxgk/zfxxgkml/zwjyjfzx/202003/t20200325_1734095.html

[3] 硕博低年级指硕一、硕二、博一和博二；硕博高年级指硕三、博三、博四，忽略“其他”，下同。

[4] 将“假如政策允许，希望立即返校”和“想要返校，最好给个返校时间表，满足条件后有序返校”两项合并，结果视为希望尽快或有序返校，忽略“其他”，下同。